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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生态博物馆的试验田




苏东海:《中国博物馆》原主编、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挪合作贵州项目领导小组组长

“生态博物馆的理论是美妙的,不用博物馆专业人员,而让公众建立自己的博物馆,要把物归还到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去,照这样推演下去,只能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活动而再也不需要博物馆了。”1994年在一次博物馆学年会上,新任的委员会主席马丁· 施尔如是说。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科学的崛起和生态理念的传播震撼人心,也影响着国际博物馆界改革的思维。1971年国际博协大会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并迅速形成了实践运动,而这个概念本身和它的实践在现实中受到了种种挑战。
首先是新生的生态博物馆与传统的、主流的博物馆的碰撞。这种碰撞其实是始于欧洲。生态博物馆受到了像马丁· 施尔一样的西方博物馆学家的质疑。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思维,恰恰是在对主流博物馆传统思维的批判中诞生的,这种碰撞是很自然的,也是有益的。在现实中博物馆是在思想交融中前进的。
中国倡导生态博物馆,是和对现实的警觉分不开的。而生态博物馆的实验地之所以放在贵州,是因为贵州在工业化进程中比较滞后,自然和文化遗产保留下来的比较厚重。以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做法,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建立众多的、小型的、村寨的生态博物馆,贵州是比较好的试验地。
其次是生态博物馆本土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在中国古老的民族村寨中移植后工业社会产生的生态博物馆理念与模式是有很大时空距离的。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建立在极为封闭、贫穷的贵州一个苗寨里,这里仍然是自然经济和相当原始的文化。在这里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先进的生态博物馆理念,也不可能很自觉地接受这种保护他们自己历史遗产的模式。我们邀请了富有经验的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杰斯特龙和我们一起工作。
但是我们和杰斯特龙也有碰撞。他生活在后工业社会,对天然与古朴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仰慕。他认为村寨的女孩子从小开始绘图蜡染,各展天赋,她们绘制的嫁衣极为精美。因此他反对让女孩子去上学,以免工业文明污染了她们的天才。但我们还是办了希望小学。这位富有民族素养的挪威人尊重了我们。我们的这一碰撞实际上反映了后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渴望,和我们对工业化的渴望的碰撞。而现实中这个山寨的渴望则是脱贫。因之生态博物馆一开始,就把引水、引电上山以改善生活列为投入的最大项目。接着建立资料信息中心、希望小学,工程都是寨民出力出工建设的。在维修村寨中10座百年以上老屋的义务劳动中,寨民都流了泪。生态博物馆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生态博物馆的本土化是个很难的事情,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嫁接。挪威生态博物馆把居民是这里的主人列为根本原则,社区居民拥有和保护自己的遗产意识非常强烈。自己拥有、自己保护是生态博物馆对遗产保护的特殊价值之处。而民主路线恰恰是我们工作的难点。1997年建成的梭嘎生态博物馆,至今仍是一位副乡长兼任馆长,还没实现馆长民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政府领导、专家指导和村民参加管理的体制,当然这很大一部分是体制碰撞的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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