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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正名


用增量替代改革的战略,常常陷入一种悖论,成为回避矛盾,推迟改革的借口

  在对中国改革过程早期的经济学总结中,有“增量改革”一说,其含义是,由于种种障碍的存在,改革的发动、推进总是在尽量不触动存量的前提下,培育增量,做大增量。相对于与旧机制相适应的存量,做大增量本身就是改革。人们期望,增量的扩大总有一天会化解旧体制,获得改革收益。

  这种描述与双轨制一样,符合早期改革的现实,对于改革实践也发挥过指导作用。但是,改革开放35年后回头看,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现实,那就是仅仅依靠做大增量,已经无法再起到改革的作用。用增量替代改革的战略,常常陷入一种悖论,成为回避矛盾,推迟改革的借口。

  增量和改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增量常常带有探索性质,相对于盘根错节的体制存量,发展增量本身就是改革。但是,在各个领域既得利益集团都已经扎下根的今天,这种战略已经丧失了早先的意义。具有强大汲取能力的旧体制,借助增量战略,用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完全堵住了使增量战略发展为改革战略的道路。

  当前,只有那种指向体制内核的做法才称得上是改革。任何绕着旧体制走而不敢直接触碰它的做法,都不能叫做改革。是到了增量归增量,改革归改革的时候了。

  比如,我们常说的政商联结的结构就属于应当改革的体制内核。在这种结构中,政府和商业这两种本应区隔开的主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政府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商业就是早期增量战略的产物,但一直没有生成独立品格。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企业家或者更宽泛地说商人的言行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在刘志军一案中商人丁书苗、在薄熙来一案中商人徐明等的角色,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同时,一些商人的言论表达了一种担忧,很像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商人们的担忧。当然,如果把视线放远一些,目前一些商人的处境和忧惧,在我国历史上很多时期都能看到。

  本期《中国改革》封面专题以商人的冷暖时节为聚焦点。我们试图为理解当前的忧虑和现实提供一个更宽广的框架。从历史角度看,商人阶层常常处于被抛掷状态,缺少稳定性。这些前现代状况,均可归因于上述说的那种政商联结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企业规模并不能自动保证企业家的权利。商人在计算预期时,如果仅仅考虑商业因素,那一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一结构约束促使商人必须在政府中寻找保护伞,而一些官员也需要“金主”,一方面充当小金库,一方面充当“白手套”,这种互利的关系,是腐败屡禁不止的根源。在这样的情境中,所谓“在商言商”确实显得不真实,其中的政治意味非常清楚。回避政治或“反政治”也是一种政治。

  怎么办?显而易见,走出这个困境,就必须痛下决心推行真改革,在这里,李克强总理讲的“壮士断腕”,才显示出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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