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褊狭而空洞的现代性——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 王晓初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中国学术界也加快了与国际学界交流、沟通的步伐,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研究丛书”于2005年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下简称《现代性》)。实际上该书的第一章“被压抑的现代性”早在1998年便以《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为题,作为论文收入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一书中;该书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也曾以《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为题于2003年收入作者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中,由于翻译与体例的差异,前后两者也略有差异。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很少有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题“这样被反复谈论”①。《现代性》更集中也更全面地论述了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该著“导论”首先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的起源范式切入,提出晚清“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因为这一时期“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第1页),“借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口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欲望的多重出路”(第2页)。“五四”精英文学虽然“延续了‘新小说’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第10页)。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指陈三个方向:1.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2.“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3.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第10—11页)。第一章“被压抑的现代性”全面铺展开作者的理论思考。他首先从晚清文学(小说)的“众声喧哗”、“多音复义”的状况切入,指出“晚清小说并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它其实是‘现代’之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间的传承关系……将已经在晚清乱象中萌芽的各种现代形式摒除于‘正统’的大门外”(第23页),进而亮出作者的总纲领:“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太平天国乱后出现的各种小说已谱出各种中国文学现代化可能的方式”(第24页)。不过他又再次强调他所发掘的“晚清小说现代性”并不是指梁启超等倡导的改革(“小说界革命”),而是“另一些作品——狎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丑怪的谴责小说等等”(第24页)。
  在随后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中作者则分别具体讨论了前面提出的“晚清狎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丑怪谴责小说”和“科幻奇谭”等类小说。最后第六章“归去来”中则以对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新狎邪体小说”、“英雄主义的溃散”、“‘大说谎家’的出现”、“‘新中国’的遐想”等文学现象的探讨来呼应他所论证的被压抑的晚清文学现代性——通过这种对话,“意在发掘更多的线索与痕迹,以期重新辨识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第364页),“强调不同时段与不同文类间持续不断的交通往来的消长互动”(第364—365页),发掘出被“五四”文学传统所忽略乃至否决的“另一套谱系”(第365页),从而“打开以往现代时期的头尾坐标”(第366页)。
  
  一
  
  应该说王德威的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对于过去学界相对薄弱的晚清文学(小说)研究具有某种开拓性的意义,提升了晚清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众声喧哗的起源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描述。同时,此观点还凸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被遮蔽,或者被压抑、被忽略的,与启蒙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文学叙事相对立的另一种日常生活文学叙事,或者“颓废”文学叙事②,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多重内涵与多种向度的理解与认识。《现代性》力图彰显一种多元现代性的价值观,“即便在欧洲,跻身为‘现代’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当这些方式被引入中国时,它们与华夏本土的丰富传统杂糅对抗,注定会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第10页),但正如该著题目所示,《现代性》的基本观点又是建立在压抑与被压抑的(现代性)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虽然作者不无用心地多次表白,“我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以将之挤入现代主义的最后(或最初)一班列车中;我也无意贬抑‘五四’文学,而不承认其恰如其分的重要性”(第28页),我“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第29页),“我并不打算推翻‘五四’典范,以便以新的典范取而代之”(第364页),但是他的真正结论却是“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第24页)。在另外一处谈到“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时,他则更明确地表白说: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仓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第56页)。因而他那个被学界反复谈论的命题——“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不是强调“晚清”对于“五四”的发生学和起源性意义,不是强化两者的前后承接乃至因果关系,而是强调前者“晚清”对于后者“五四”的颠覆性与否定性。这种颠覆性与否定性贯穿于全书。在他看来,晚清文学(小说)现代性被压抑首先来源于“五四”文学的霸权机制。“‘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第10页),“‘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间的传承关系,骨子里其实以相当儒家的载道态度,接受了来自西方权威的现代性模式,视之为惟一典范,从而将已经在晚清乱象中萌芽的各种现代形式摒除于‘正统’的大门外”(第23页),“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但却将前此五花八门的题材与风格,逐渐压抑,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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