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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的诗人


□ 聂 尔

  我近期的判断是,晋城的诗人部落远大过了小说、散文等其他的文学部落,诗人们的创作水准也整体地得到提高。而且,他们之间精神联系的紧密度和强度,蔚然有上世纪80年代之风,而又比80年代的规模要大。我这里实际所指的只是新诗创作的范同,还不包括旧体诗词的写作群体,两者相加,规模当更为可观。当然其社会影响无法与那时的诗歌相比。

  尽管如此,这一现象仍然非常值得加以描述和追踪。置其于社会的背景之下看,则更加耐人寻味和复杂难言。拜金主义的狂潮并未稍退,发展主义的主旋律仍在嗡嗡作响着,时代的主线所牵住的那只风筝把绳索绷紧到令人发狂,也就是说历史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愈来愈逼近了它的目标——或者也许是目标消失之地?这时却有人,并且是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和情感投向了别处,正如80年代所盛传的那句名言: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别处,同样是这句话,此时说出却比从前的滋味全然不同了:浪漫主义几经淘洗,隐然露出了它黑色的骨架;历史主义什么也不能决定,但这具衰朽的龙骨仍旧负载着所有。真是载不动,许多愁。

  诗歌是一个社会情感的现实。这种情感的现实,有时是较为隐秘的,有时是凸显人,但总之一首诗比一场“非诚勿扰”所表达的东西要多,一首诗比一次长途旅行所能抵达的情感更为真实,复杂,深刻,因此诗歌才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但是除了诗人本身,还少有人承认这一点。这是因为诗歌语言过于精微复杂,它与传统的连结过于深刻,而它的美学形式正是生长于此二者的基础之上,这就对诗歌的读者提出了语言、传统和美学上的要求。为了降低这一要求,邀请更多的人参与诗的情感,诗歌甚至做出了妥协的努力,比如口语诗等。但无论多么口语化的诗歌,其中仍必包含着对于它本身传统的回应。像所有的文化形式一样,一首当代的诗歌位于一个漫长的传统的末端,这是一个无法选择的位置,同时也是诗歌审美的开端。正如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举步与传统社会的复杂关系一样,每一首诗都有一个宏阔的背景和深层的基础,都带有脐带的血痕和母体的基因。每一首诗,每一种诗歌的状况,都并不单纯。

  要总体地谈论某一地域的诗歌现状,是很难的一件事。我想先从一个具体的死亡事件开始,看看是否可以由此切人到诗人与故乡的关系之中。

  今年五月,晋城诗人申建鹏从他工作的脚手架上掉落下来,死了,年仅36岁。至今犹记,那个冷雨纷纷的阴郁早晨的简单葬礼,那个巨大村落里黄色寂静的长街,那些邻居们在各自院门口扶门而望的相似神态,那穿白衣跪在雨中的一小堆“孝子”的群像……这不禁令人想到,家园为谁而在?这是内涵在死亡之痛中的最为悲痛的问题。诗人将魂归何处?这是对每一个人的质问。建鹏的朋友在对他的生平简介中,最后一句说:“可怜,天不庇护!”这个常见的文言句式正好因应了我们的问题。诗人自己也曾自喻为《流浪的云》,早在1999年他就这样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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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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