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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伴唱《红灯记》及其音乐分析


□ 戴嘉枋

  作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革”前期的“样板戏”之一,钢琴伴唱《红灯记》因属于室内乐领域的音乐形式而引人注目。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在中国濒临“生存危机”的钢琴音乐艺术“起死回生”,而且在将钢琴和京剧音乐的结合上,也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艺术尝试。鉴于迄今为止对这部作品尚未见有过较全面、深入的历史和音乐分析,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产生和版本演变
  
  从1962年以后,中国文艺界在极左政治思潮的指导下,掀起了批判“封、资、修”、“大、洋、古”的热潮,西方音乐、包括用西洋乐器演奏的诸如交响乐、室内乐、钢琴曲等音乐体裁创作和演出均无形中逐渐成为了禁区。1966年5月“文革”开始,受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冲击,文化系统各部门及各艺术院校的“革命”造反派提出,钢琴是“资产阶级的玩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应该砸烂它。
  当殷承宗看到“样板戏”演员都还活跃在舞台上,决心主动出击,用实践证明钢琴是能够“洋为中用”、能够“为工农兵服务”的。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各地掀起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社会上宣演的热潮。当时他和三位同事一起,身穿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将一台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那天,他们还请了两个电工来架电线装喇叭。按他自己的说法:“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不服气,觉得假如砸烂‘封、资、修’,把钢琴给‘砸’了,我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我们想求得这个空间,只有两条路,一是只能弹革命歌曲,还有就是借着群众的力量和呼声,让钢琴不能砸。”之后的三天,他们连续在那里演奏,大部分都是以毛主席语录歌和群众熟悉的歌曲开场,还让观众随意点奏。有个观众要求听京剧,他当时对京剧不熟悉,但因中央乐团已搞了交响音乐《沙家浜》,他对该剧的曲调还比较熟悉,凭记忆能弹一点。回去后,他连夜赶写了该剧中沙奶奶斥敌的一段。第二天找一个会唱的人,回到广场又弹又唱,反响非常热烈。在天安门连演三天后,他们又到建国门等北京其他街头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也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
  受天安门演出经历和观众点唱京剧的启发,殷承宗认为终于找到钢琴的一条出路:用钢琴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伴唱。于是他便到中国京剧院去拜师,《红灯记》音乐的创作者之一刘吉典,把孙玄龄(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介绍给他,殷承宗便开始学京戏并写曲子。他试写了以京剧唱腔谱作的毛主席诗词《咏梅》,请京剧院的演员李维康试唱;同时,殷承宗很喜爱《红灯记》戏中李铁梅的唱腔,就写了李铁梅的三段曲子,又马上去找唱李铁梅的京剧演员刘长瑜合练,在合练中彼此感觉都很好。
  1967年国庆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演出节目中,殷承宗和刘长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及毛主席诗词《咏梅》引起了轰动。在场的中国唱片社人员决定录音后上报中央。演出后不久,突然有一天,殷被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受到江青接见。江青说听了录音后认为非常好,鼓励殷承宗继续搞下去。从此他开始名正言顺地进行钢琴曲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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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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