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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O年代经济危机中的银行 改组 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中心


□ 潘晓霞

  摘 要:1935年初上海发生经济恐慌。危机的关键不在实体经济,而是源于上海热钱泛滥,地产投机过度导致泡沫破裂,由地产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进而传导至实业,出现市面恐慌。恐慌没有改变经济总体运行格局,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是危机,更是机遇。国民政府抓住救济市面这一环节,改组中国、交通银行,扩大国家信用,既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救市目的,又顺利实现了控制金融的意图,为金融统制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银行 地产 蒋介石 孔祥熙

  1935年初,金融混乱引发中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当时中国银行报告中称:“通货紧缩”、“银根枯窘”、“地产呆滞”,“提存挤兑”风险,一触即发。蒋介石日记中也忧心忡忡地提到:“财政困难,社会经济日渐衰败,可虑之至。”一幅危机深重的景象。但令人困惑的是,在1936年,中国却树立起通常被认为是1949年前的经济标杆:这一年,许多经济数据都达到了战前乃至1949年前的最高值。1935年的危机和之后的发展究竟如何并存?本文试图通过对1935年危机路径的追索,从白银危机人手,沿着地产、金融、实业的经济链条,探讨这场危机的实质,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国民政府如何成功实现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组,进而推展其政治、经济意图。

  一

  谈论1930年代的中国经济,白银危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银本位国家之一,白银在中国国内市场是可流通货币,因此,白银价格的涨跌直接关乎货币的稳定,对金融、经济影响巨大。现有研究都强调白银危机造成中国经济的巨大困难,认为1930年代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危机。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严重影响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但中国在这场危机初始,所受冲击较小。因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有限,尤其世界白银价格在这一时期连续下跌使中国在汇率上反倒受益,白银流人,局部经济意外活跃。杨格即认为:“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直到那时中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1932年后白银价格回涨,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下独善其身的局面。这一年,美元贬值,刺激长期处于下行通道的银价开始回升,银价指数迅速反弹。购银法案通过后,银价更大幅上涨。1933年,白银在国外的价格已超过国内;1935年,白银在国外的购买力高出国内购买力近2/3,白银从中国大量流出。对于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势必扰乱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行,穆藕初就警示:“国内存银本属无多,且有一部分存在外国银行之手,若再源源流出,则因存银减少而发生之影响,有可虑者三事:第一,存户因恐惧存银减少而提存;第二,持有钞票者因恐惧存银减少而挤兑;第三,因银行需要现款而影响公债跌价。”

  为控制白银外流,1934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海关征收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提高白银流出的投机成本。这一措施对华资金融机构的白银外流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但无法控制外资银行。实际上,当时白银主要是通过外资银行流出。1933年底,上海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白银储备分别是:27178.6万元、27568万元;1934年底则分别为:28032.5万元、5467.2万元,两相比照,华资银行存银前后保持平稳,而外资银行则流出22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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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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