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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的《性史》:色情还是性学?


□ 彭小妍

  《性史》在一九二六年二月首度问世。在当时不仅耸动社会,也制造了许多趣闻。据说,上市当天购书人群蜂拥而至,上海的光华书店里万头攒动。除购书人潮外,有更多人在好奇心驱使下,前来一探这骚动的街景,把书店所在的四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最后动用了水柱驱散人群,才得以清出交通要道。尤有甚者,《性史》的大卖牵引了一连串的续集竞相出版,全都是盗用张竞生名义的伪作。现在光是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就可以找到十册《性史》的续集。
  事实上,一九二六年《性史》初版时,张竞生以《性史第一集》为书名。由此判断,续集的出版本来在张的计划之中,但是,却被人盗其名义,抢先出版了第二集。在《新文化》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号)中,张曾声明,针对冒用其名的“对方”,他已经采取法律行动。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在此声明里,张却没有明确将“对方”指名道姓。这会不会是张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在茫茫人海里,寻获这个“对方”和其他众多冒名者的机会,委实渺茫。张在《性史》第一集里曾预告,将在续集中说明自身的性经验,此计划却从未付诸实行,可能是因为这些接踵而至的续集,已然让张声名狼藉无从面世。若仔细审视第二集的内容,不难发现其书写以色情成分居多,虽然在形式上它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张竞生的第一集。第二集采用了六篇自传(第一集是七篇),其中两篇和第一集的两篇相同,第二集也模仿了张的性学口吻,对故事加上“按语”。然而,细细读之,我们发现第二集的自传故事有些取材自中国传统艳情小说,只不过改为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稍后我将讨论张采用自传体的可能因素。下面来比较张的第一集和伪作的第二集,并通过比较探讨张原著中的严肃性学成分,虽然对现代读者而言,这些观念可能是天真而浅薄的。
  首先,比较的切入点是两集按语的差异。在第一集按语里,张经常提到性学的知识,例如歇斯底里和性压抑的关联;“第三种水”的理论(女性性高潮时从巴氏腺囊释放出来的体液);玛丽·司托泼夫人(Marie Stopes)在《结婚的爱》(Married Love)和《贤明的父母》(Wise Parenthood)两本书中阐释的女性性学理论;蔼理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经期和性欲的关系以及儿童性教育等等。他甚至引用自己的著作《美的人生观》来说明和女性内衣相关的卫生问题,也援引自己另一本著作《美的社会组织法》,来鼓励女性在性爱过程中采取主动。就精神上来说,书中这些个人自传和张的按语紧密相连,而且进一步阐发了张在这两本乌托邦著作里所宣扬的性美学理论。简单来说,这些自传是按照张的性学教育目的,刻意编排的。
  在张的《性史》第一集里,如同书中“征文启事”所宣称的一样,所有的自传和张的按语都与他的性学教育息息相关,然而,在那些伪作的续集里,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些以色情为导向的续集当然最后也导致张竞生恶名昭彰。一个分辨真伪的角度是比较自传里的叙事方式。伪作的自传多半具有色情的意味,而且手法多仿效中国传统艳情小说内容。在第二集里,署名“SW生”、“映青”和“沦殿”三人的自传叙事都有仿艳情小说的描述笔触。例如,在“沦殿”的自传里,叙事者(丈夫)通过春宫画的引导,成功调教了未经人事的妻子。春宫画里图示了“纵蝶寻芳”、“教蜂酿蜜”、“迷鸟归林”、“饿马奔槽”和“双龙门倦”等五种性爱体位,而叙事者的妻子在循循善诱之下,也模仿春宫画翻云覆雨一番,两人更从此水乳交融,性爱欢常。在中国传统的艳情小说里,借由看春宫画撩拨性欲是常有的桥段,李渔的《肉蒲团》即如此。“沦殿”的自传和《肉蒲团》里的叙事几乎无二,除了《肉蒲团》的文言文在“沦殿”的自传中改成白话文,而且改成第一人称叙事。第二集里的自传或多或少都循着这种基调进行,意图明显是为了色情的效果。此外张竞生作品里具有指针意义的性学意图,在第二集的按语里完全不见了。而其中所阐述的那些普通性知识,较之传统艳情小说,还显得粗糙。比起《金瓶梅》和《肉蒲团》等堪称艺术之作的传统艳情小说,这些伪作显得拙劣不堪。不幸的是,如同俗谚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张竞生《性史》的悲惨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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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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