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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宾的十分钟交谈


□ 卜庆祥


我在读一本关于《鞍钢宪法》的调查报告时,读到了一个叫马宾的人。按调查报告上说,他是个与《鞍钢宪法》有关的重要人物。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中,马宾认为,“大跃进”是“对按比例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是“凑数”,“完全是虚假”,全民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务虚名而受实祸”……出此言论,可想而知,一顿屁股板子打过来,全是罪过。他与蔡和森的儿子、当时的炼铁厂厂长蔡博一起受到无情批判,成为运动中的“两杆大白旗”。
看过调查报告之后,马宾这个名字便沉入我的心底一直忘不掉。据一九九四年的《鞍钢志》记载,马宾原名张源,安徽省滁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在鞍钢工作,历任第一副经理、总经理、副经理、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鞍钢革委会主任等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曾任支部书记。抗战期间,任新四军政治部科长、军法处处长、中共盐城市委书记。一九四五年后到东北历任松江省民运地委书记。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在前苏联斯大林斯克冶金学院学习,获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生产管理及冶金技术有较深造诣,一九五八年对国家冶金事业提出重要建议和意见。他重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开发和推广,大力支持低合金高强度钢的研制和军工钢的攻关。
也是天佑人助。一次出差,和一个同事在机场候机闲聊,话赶话,一下子就赶到了马宾那里。
我不太相信同事所说的他认识马宾的话,问:我说的马宾能是你认识的那个马宾吗?
同事说:怎么不是呢,不就是鞍钢的副经理吗?
虽然这么说,事后千差万岔,竟将寻找马宾之事放下了。那天整理书架,又见到了那本关于《鞍钢宪法》的调查报告,猛然联想起马宾,遂给同事打电话追问,希望他代为联系可否给个拜访的机会。实在不便,通个电话也好。
同事很干脆,片刻工夫回过话来,说:你怎么知道他回来了?马宾昨天刚刚从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鞍山,你有预感吗?我内心一阵狂喜,心想,怎么可能?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书里的一个陌生人,有意无意地寻找了大半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
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他。
但同事说马宾回来的活动安排得很满,今天要赴某个领导的宴请,明天还要去鞍钢看看,他还说他不想见记者,尤其强调不接受记者的采访。
我急了,盼水妈似的盼了这么长时间,龙王爷到了家门口又不见,那怎么成。央求同事再去求情。
还好,答复是,要见面,两天以后。
两天以后就两天以后。
这天是盛夏七月的倒数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同事就往千山南沟去,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仙人台山脚下一个农家院落的葡萄架下,我见到了十分想见的陌生人马宾。
九十岁的老人会是什么样?在马宾那里找不到答案。当时葡萄架下坐着四五个人,我立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面色红润、眉目清朗、银发浓密、长髯飘动的老人就是我要见的马宾。他坐在那里,膝盖分开,两手拄着拐杖,双目炯炯地打量着我。
他迎面就是一句:我不喜欢见记者,你要是小朋友就坐在一起说说话,是记者,我不接受采访。你们记者好说假话,做空文章。
一时语塞,我涨红着脸,环顾左右,不知如何搭话。我说,我是记者,但我今天不是来采访的,我是追星族,今天是来追星来了,追一个钢铁专家的星。
葡萄架下另外还有两个互称“将军”的着军服的人,不过他们的军帽没有戴,而且个个秃了顶,只是一个年岁老些,一个年岁稍小些,听口音也是一个南腔一个北调。与马宾并排而坐的还有原冶金工业部的副部长周传典先生。
这是一个山坳里的农家,院落圈在半山腰上,来前同事告诉我,农家的女主人他叫做于姨。于姨原在城里,多年前来到山坳里并从一个农民手里花三千元买下了这个农家小院,现在的小院三万元能买下来也未必。
马宾是于姨丈夫的亲舅舅。要找马宾,通过于姨是最最直接的。同事说,没有于姨从中说合,今天怕是难见真佛。
于姨很瘦,曾患了重症,几乎与世诀别,多亏她乐观无忧,病症竟自消自灭,人也变得活力十足。于姨在城里做过教师,进山后无偿地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识字,还时不时去一个疯女人家洗洗涮涮……正因为如此,若是有人进山沟打听于老师,路边的大人孩子都会热心地指点你她的家在哪里。
于姨的脸色也是健康红润的。我与马宾交谈,看见她正和几个上了年岁的女人里里外外忙午饭。
这时马宾高声问于姨:哎,什么时候开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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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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