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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文化与“诗可以兴”


□ 邓乔彬

  内容提要 “兴”的本义为“起”,唐代于诗人、诗歌皆见之。汉、唐虽并称,而汉代重儒,唐推行进士制,文学重于儒学,由武后至唐玄宗,跨越了唐诗的初、盛唐发展,“文章之选”当有作用。“兴”又被释为“感发志意”,唐人所“感发”者具有特殊的涵义和指向,诗人“起”而作,“志意”也成为唐诗的基础与主要内容。孔子言“兴”,尚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说,唐人以“振奋之心”、“勉进之行”突破了传统的“中道”,发扬文苑精神,一改儒林传统,重情性不重德行,诗歌创作表现为极情尽致,乐而淫,哀而伤。
  关键词 诗可以兴 进士文化 感发志意 成于礼
  
  “兴”是孔子以“用”论《诗》的重要内容之一:“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后世对此说作了诸多阐释、推演。本文不拟对此作全面论述,而特就诗歌之为何大盛于唐,从进士文化与“诗可以兴”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兴,起也”与汉、唐之别
  
  “兴”的本义是“起”,《说文》:“兴,起也。”《诗·卫风·氓》:“夙兴夜寐,靡有朝矣。”郑玄笺:“早起夜卧”,此“兴”即其本义。汉人包咸努力体会孔子所说的原意以解释“兴”,曰:“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他从《诗》的美感和教育作用立论,基本符合孔子的原意,因为从上引孔子的话来看,确实是先言修身,再言事父事君的。
  就“兴”的本义言,无论诗人之“起”,还是诗歌之“起”,唐代都最能体现之。历史上常将汉、唐并称,而在诗歌的发展、成就上,两代显见不同。
  纵观汉代,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高祖尚武,戏儒简学……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沈,亦可知已。”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柏梁展朝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遗风余采,莫与比盛”。但即使是武帝“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士人多以通经登上仕途,或辅以献赋一路,相比之下,诗人的地位是不及经师和赋家的。此后,“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虽非不重文士诗人,但相较而言,东汉诸帝都更重儒生,“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迄至顺桓”(11),“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12),“华实所附,斟酌经辞”(13),皆能证之。可见,终汉之世,儒学始终在文学尤在诗歌之上。
  汉代虽有乐府的繁盛,后来又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无名诗人之作,但仍然是“诗思最消歇的一个时代”(14),直到汉末,才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15),因此而能造就出“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16),“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7),遂有了建安时期诗歌之“兴”。由汉末的历史可知,诗歌的兴盛尽管与儒学的渐衰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却是曾发生过的历史。
  汉代独尊儒学,哲学史家冯友兰因此将其定为经学开启的时代,而此前的先秦则是子学的时代(18)。自汉末以来,儒学经由了中衰而再兴的变化。皮锡瑞指出了汉末之变:“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扞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19)而《南史·儒林传》则对魏晋时“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20)的情况所述甚详。南北朝时期,属于皮锡瑞所说的“经学分立时代”(21)。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儒学合流,隋初的牛弘,后期并称的刘焯、刘炫,都是著名的儒家学者,隋末王通聚徒讲学河、汾间,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隋文帝纳牛弘之议,征集儒家经典,虽晚年废学校,隋炀帝继位后随即恢复之,并大力搜集、整理经籍。唐太宗称帝前已尊崇儒学,置秦府十八学士,即位后更大倡儒学,命颜师古考定五经,令孔颖达著《五经正义》,统一注释,以颁行天下,陆德明《经典释文》亦通行于世。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22),“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23),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24),但“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25),儒学为之再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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