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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发硬的洗脸毛巾


□ 陈 冲

读了《误读〈洗脸毛巾不可用到发硬〉两例》(《山西文学》2005年第10期,作者张莲),有几句话想说,不说出来难受。应该说,我看到的与方英文那篇《洗脸毛巾》有关的文字,已经有好几篇了,对方文持批评态度的,就不止张文说到的那“两例”。张莲此文,倒是替方英文辩护的,然惟其如此,却让我从有话想说,发展到不说出来难受。
我想说的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反右”和“右派”是怎么回事了。
张莲替方英文辩护,立论的根基,在于认为方文是“正话反说”。为了谨慎,我把方文找出来又细读了一遍。真是惭愧得紧,怎么也读不出正话反说的意思来。以我的经验,包括阅读的和写作的经验,再霸道的写家,倘要正话反说,总会在字里行间埋伏下一点意思,使读者有迹可循,否则谁知道你是正说还是反说?当然,这仍不排除有可能还是我太愚笨,受了先入为主之累。说穿了,就是我在初读方文时,是有同感的——当然是按正说解读。也就是说,我在读《往事》时,是有反感的。这反感可能多带了一些感性,但却是我真实的情感。而且,从理性上讲,方文有两个核,一是“毛巾”,一是“江山”,而我确实认为,拿这两条就《往事》一书说事儿,还是得要领、中肯綮的。
下面我会讲讲我这样认为的理由。但是在此之前,我得先表示一下我的没有把握。我读到的正反两方的文章,无论攻之者还是辩之者,行文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深信自己对涉及的那个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举例来说,有一篇署名钟晚的文章,内称“‘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后来拨乱反正中对这场运动的‘改正’,都已有了历史的结论”。我要申明的恰恰是:我可没有这么大把握。我对那个“来龙去脉”,一点儿都不清楚。或许是因为身在其中,反而当局者迷吧,我只能拿我的不清楚来说事儿。
在我看来,“反右”是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反右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历史事件的开头。从宏观的角度怎么看,我说不好,也没那个能力。但是,从微观的角度,即从一个右派分子的角度看,这事儿倒还算清楚。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加上后来的“反右补课”,不过一年的时间,“反右运动”即告结束,被戴上帽子的右派,之前或随后都受到了处理。处理的原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没有其他问题(比如历史或现行反革命)的“纯右派”,最重的处理是开除公职并劳动教养。当时我受的处理就是这一档。劳动教养虽然也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至少在说法上还是行政处分,不是刑事处分。标志之一,就是没有剥夺政治权利。1959年有一次普选,我还领到了选民证,并且在劳教所里投了票。到了1964年,又有一次普选,这时的我,因为“改造表现较好”,已经摘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但是却没有发给选民证,也就是失去了选举权。那么,这就是一次追加的处罚——没有期限的剥夺政治权利了。随后不久,又有了再一次的追加处罚:在“文革”初期的《公安六条》中,明确将“右”与“地、富、反、坏”等一并列为阶级敌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宽大”取消了。再稍后,是对那些已经摘了帽子的右派的追加处理:另行戴上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实际上,“文革”期间整整十年,右派和摘帽右派,始终地、不断地受到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追究”,正如当时“革命群众”常说的一句话:你的问题远远没有完!另一方面,也不断有消息称,某地某单位又挖出了某“漏网右派”。如果说“反右运动”时,右派的问题就是那六条,或者反过来说可能更清楚,如果某人有那六条之外的问题,那么他会受到别的追究,而不是被划为右派。但是到了后来,“右派”已经成了“坏蛋”的代名词,成了某种“什么坏事都干的人”。直到1977年末,还发生过一件小插曲。有一部广泛公映的电影叫《十月风云》,主题是揭露“四人帮”的,而在那些影射“四人帮”的人物身边,有个“黑高参”式的人物,其身份就是右派分子!众所周知,这样的电影决不是随便编、随便拍、随便演的。如果不是及时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右派和摘帽右派跟“四人帮”挂上钩,已经是很现实的危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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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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