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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昆明(之一)


□ 李 勃

我的昆明(之一)
李 勃

飞机

37年前,也就是公元1969年,昆明二十中还置身在一片农田菜地里,唯一和它相傍而立的,是昆明牛奶厂的厂房烟囱,每天早晨,上学的孩子都会见到一辆辆名曰“电抱鸡”的三轮的摩托送奶车,从那里驶出来,装满半磅和一磅的奶瓶,哗哗地摇晃着、亲密地碰撞着,钻入昆明的大街小巷。
37年前的9月28号上午九点,一架空军的苏制伊尔18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机上的主人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谭甫仁,他是一个中将,有很大的眼袋。他坐在小舱里,而坐在大舱里的十几个人,是这次的乘搭便机者,其中有我一家:父母、我和四个妹妹。父亲从北京空军学院,调职昆明空军,我们在这天下午四点三十分,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从此开始的,是我们一家和这块土地和这座城市,终其一生的不解之缘。
昆明空军司政后机关,远在西山区山里的明朗水库,当时没有中学,所有的二十几个孩子,就在昆明二十中上学,集中住在穿心鼓楼空军招待所的几间宿舍里,据说下了课就没人管,我爸爸一听就皱了眉,他说:“那还不反了你了,你住校,把你交给军宣队!”
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的大中小学,都被“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接管,老师学生都要听工人和解放军的。我父亲是军人,他更相信解放军,“十一”假期一过,他把我送进二十中,亲手交给军代表,他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们了,这小子在北京就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像个小流氓,你们替我看好他,跟你们住一块儿,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不用客气。”军代表是个部队里的排长,他莫名其妙地看看我,立正敬礼说:“是,首长!”
我被领进那幢两层楼的学生宿舍里,走进军代表的房间,他无可奈何地看看我说:“你爸爸让我看住你,你就住我上床吧。”
那时候二十中从墙到楼,一律是青砖青瓦的色调,简朴庄重;大门外横贯一条七米宽的柏油路,路两边长着高大的白杨树,就是今天被拓宽了的环城路。北京路还没有接通到火车北站,你要走一段穿心路。破败的鼓楼站在两路的交汇处,肮脏丑陋,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楼高两层,是门楼,穿心路从下面通过,宽约五米,楼上的门窗都已残破不堪,檐瓦塌陷,狐鼠出没,蒿草丛生,似乎有鬼。也不知楼上面还有没有鼓?有鼓又不知还有没有鼓皮?时代在前进,北京时间是新的时间管理者,人们再无心无钱无精力去理会一个过去的鼓,尽管过去几百年里,它沉洪的音声一直是昆明城的一部分,现在它所具有的全部意义,是能让你知道,“穿心鼓楼”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

我在二十中开始上初三。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了师道尊严,老师见到学生都点头哈腰十分客气。老师进教室,后排的学生就不必起立,“老师好”喊得不响且懒,完了,老师还要反鞠好几个躬,几乎是谄媚地反复说几句“同学好同学好同学好”。讲课是商量着讲,提问是嬉笑着问,否则容易变成反问,考试是开卷,大家相互抄,没有任何课外作业。我看得出来,工、军宣队和老师的全部担心和努力,就是让我们别成为“小火枪” (小偷)和“小青酱”(小流氓),学习好不好无所谓,你永远不用担心会为了学习成绩不好和考试不及格,而留级、开除或遭受其他处罚。
我跟同年级的邹海光成了好朋友,他父亲也是昆明空军司令部的,他是二十中红卫兵纠察队的副大队长。那时候成为红卫兵是一个层次,进入红卫兵纠察队,是更高层次,不容易的。邹海光个大,15岁就有一米七五,很帅,穿一身父亲的空军地勤的蓝卡叽布夹克工作服,戴顶军帽,和他走在大街上,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看他,他很得意,问我: “知道他们为什么看我吗?——嫌我太酱了!”“酱”是昆明话里厉害、牛逼、张扬的意思,可能还有点“酷”的含义。红卫兵纠察队晚上活动多,邹海光也住校,和我同楼。宿舍里没厕所,夜里小解都要跑到楼外去。有一天夜里我懒了,尿了床,褥子薄,尿淅淅沥沥,淋醒了下床的军代表,他蹦跳着拍打着把我喊醒,说:“你爸爸根本没把你最严重的问题告诉我!”他不断地说着:“我太倒霉了,我太倒霉了,太倒霉了……我做梦,这屋里怎么下雨了呢?……”我爸爸的确没有把我自小爱尿床的问题告诉他,可能在他觉得这是小事一桩,哪有不尿床的儿子?我也觉得军代表太过大惊小怪了,但出于体面的考虑,我第二天还是搬去和邹海光同住了。
和邹海光同住,就享受了红卫兵纠察队的待遇,他给我戴个大袖章,和他们一起上街巡逻,查验户口,驱赶私自返城的知青,反正每天都会有很多任务布置下来,常忙至深夜十一二点。如果太晚,第二天就可以请假补觉,不必上课。那时候的昆明,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大街上就冷冷清清,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更没有酒吧歌舞厅,武斗刚过去半年,人们还心有余悸。街两旁,门窗紧闭,无声无息。说书是四旧,麻将是资修,只见清冷的水银灯,悬挂在街当中,照着光滑坚实的青石路面。居委会的家庭妇女全是忠心耿耿的情报员,谁家来了不明人员,谁家的孩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跑回来了,甚至谁家吃了来路不明的鱼、肉,等等等等,她们全清清楚楚,写在纸条上,在下午时分,送给红卫兵纠察队。所有的中学分片包干,二十中负责北京路和长春路一段。我们往往是在晚上九十点钟,趁屋主全家人都睡了,突然砸门而入,将不明身份者或潜逃回城者喊起来审问,七八个红卫兵纠察队员挤满一屋子,大声呼喝:“今晚就走今晚就走!”全家人老的小的,全在被窝里哀哭乞求:明天一早就走,明天天亮就走,求求了求求了。”……最终达成协议,明天一早就走。再换第二家,第三家……昆明的居民,多住两层的砖木结构的大杂院,南北西三厢住人,东为照壁,隔音很差,一家一闹,全院皆醒,纷纷探头出看;受人关注,心中更是得意,闹腾半夜,鸣金收兵,也没有宵夜补助,大家嘻嘻哈哈,非常满足,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开心极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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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滇池 200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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