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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 杨奎松

  一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批“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导致了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就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首届春晚:中国思想解放的别样风向标——总导演黄一鹤含泪回忆解禁〈乡恋〉:“人性,需要被表达”》,《东方早报》,2009年9月26日。)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年)、《一个和八个》(1984年)、《芙蓉镇》(1986年)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简单地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六十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了胜仗,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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