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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契约与企业理论:我们在 过去25年里学到了什么?


□ 菲利普,阿洪 理查德,霍尔登

  菲利普·阿洪理查德·霍尔登

  一、导论

  1932年夏天,伦敦经济学院一个21岁的本科生罗纳德·科斯,提出了一个初看似乎幼稚其实却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那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交易发生在企业内部呢?科斯基于文字论述为企业的存在提出了一种观点,他特别强调分散化市场交易中的议价问题,并认为在企业内部的权威可以部分予以克服。换句话说,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价格机制存在成本:必须得知价格信息,进行讨价还价和订立契约。在他的名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引用了D.H.罗伯特森的观点:企业是“无意识海洋之中的意识力量之岛,就像在酪乳中漂浮的一块块奶酪”。既然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如此之好,为什么还存在企业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思想都没有被纳入企业的模型之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主流的企业理论还是新古典理论:因为存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所以生产活动达到一定有效率的水平(或达到有效率的经营范围)就集中到一个企业内部,而不是分散在多个不同厂商中。但是这一分析方法也引起了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能通过在同一个企业内部设立新厂的方式,来克服规模(或范围)不经济的问题呢?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另一个流行的企业理论是代理理论。该方面著名的例子是詹森和梅克林。他们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企业有助于解决代理问题。代理问题可能产生于道德风险(代理人的行动或绩效不能被委托人观察到),或者逆向选择(代理人的类型不能为委托人观察得知)。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委托人,成为企业所有者来监控作为雇员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分包商的代理人要更为容易。这一分析方法一般都没有试图探索为什么这些代理问题在企业内部和之间存在不同。

  在70年代直至80年代,奥利弗·威廉姆森(在其1971、1975、1979年的三部著作)使用其“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对企业理论进行了重要拓展。2009年,威廉姆森凭借“对经济治理,尤其是企业边界的分析”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姆森在一个核心文献中提出,当代理人试图进行关系专用型投资时,市场交易可能变得非常昂贵。比如,假设一个发电厂存在强烈的基于成本型的激励,去靠近煤矿建厂。建造一个新的发电厂需要大量的沉淀投资,然而,一旦该投资被沉淀,发电厂就会发现自己与煤矿处于相互垄断的地位。发电厂可以在投资建厂之前,与煤矿签署协议。但是,一旦电厂建成,就形成了沉淀成本。煤矿就有激励去寻求对合同的重新解释或者再谈判,以抬高其煤炭价格。如果电厂预期到这种“被套牢”的情境,可能就不会做出投资的决定了。

  也许有人会争辩,双方本来可以签署一份完全的条件性契约(acomplete contigent contract),对双方都进行足够的保护。比如,也许电厂方面,一旦进行沉淀性的投资,就应被授权获得最低收益分享的权利。不过,威廉姆森也强调了谈判成本的存在,比如因为非对称信息或者道德风险,即使没有最初的沉淀成本或者关系专用型投资,那也会产生无效率。于是,电厂和煤矿之间的纵向一体化,被威廉姆森认为是在签订契约后消除机会主义空间的一种途径。但是,威廉姆森的理论也催生了另一个可能的问题:纵向一体化确实带来收益,而这些收益能够解释企业何以存在边界,以及并非所有交易都发生在一个企业内部的原因,但是纵向一体化难道不也存在成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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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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