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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南通(之二)


□ 曾昭奋

我国人口多,城市也多,城市问题成堆,有着太艰巨的城市建设任务。文化大革命中,原就少得可怜的城市规划人员流离失所,至一九七九年,据吴良镛先生估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人员“从原有的五千人降到一千至一千五百人”。在相当长时间内,全国只有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少数大学设城市规划专业。清华建筑系一直只招收城市规划研究生,到本世纪初才开始招收本科生。

赵大壮

赵大壮,一九六七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一九八一年起在吴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完成《北京奥林匹克规划研究》博士论文,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博士。像赵大壮这样的城市规划人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真如凤毛麟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城奥运会(一九八八)尚未召开,但汉城为开奥运会所启动的建设工作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当时,我国正积极准备在开好亚运会的基础上申办二○○○年奥运会,必须提前考虑奥运设施建设和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
奥运会之举办,已近百年,但是各国有关奥运的研究,尤其是牵涉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研究成果,却近乎空白。实际上,许多国家承办奥运会,或临时抱佛脚,或自恃其已有实力,或是掺入浓浓的商业意念。如何结合北京具体条件,使奥运建设与整个城市规划建设相辅相成,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吴先生未雨绸缪,赵大壮锲而不舍。在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启发协助下,经过对各国举办奥运的不同经历、经验的考证,和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思考,赵大壮提出应该“把奥林匹克建设与城市建设统一起来”,采取分散建设的空间模式和长期建设的时间模式,使北京奥林匹克建设形成一个由三个层次(奥林匹克中心/分区体育中心/分散的居住区体育中心)构成的网络模式,形成分级的但是完整的体育设施系统,使之具有明显的结构形态,方便使用与参与(例如奥运期间的交通组织: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奥运会第八天,全市公共交通量六十二万五千人次,其中与奥运中心相关者占百分之九十四,是一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大批量的公共交通活动),并对改善城市环境起重要作用。
赵大壮的研究成果是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有力支持,是北京奥运规划、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可靠依据。但是,当北京申奥成功,他早已离开人世。

上海

上海,宋代建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清初已成贸易港口。一八四三年开埠,一百年中,已发展成为远东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会。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香港、东京和美国的一些大城市一齐进入了青年学人吴良镛的视野。吴先生回忆说:“当时的上海,就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会。改革开放以后,我跟汪道涵市长、朱基市长或倪天增(副市长)交谈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二十年来,上海的规划、发展,一直没有偏离这个大前提,大方向。”
一九八五年,吴先生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评议会上提到,上海的发展,已经落后于香港和东京,“住房缺乏,交通拥挤,城市设施落后,环境质量差,问题成堆,矛盾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在谈及上海的未来时,他再次强调“必须按国际城市的国际标准建设上海”,“综合开发新城,疏解、改造旧城,逐步形成新的城市结构形态”。
但是,解放后近三十年中,国家对上海城市建设不投资,而上海财政仍要上缴国库。当北京面临“三年经济困难”仍大兴土木大搞国庆工程时,上海只是小打小闹,盖了一些工人新村。精明的上海人到了北京,见到新修的大马路,会情不自禁地说:“这是用阿拉上海人的钱,修北京的路。”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同济大学建筑系罗小未教授曾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上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一直到一九八五年为止,上海没有过完整的法定的总体规划,城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无所适从。
目前,新的上海市总体规划(二○○○至二○二○年)已经开始实施。同济大学建筑系郑时龄教授指出,上海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间,仍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期,上海将“按照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方针,以中心城为主体,形成‘多轴、多层、多核’的市域空间布局”,成为长江三角洲以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头。
近年来,众多国际知名的大师和事务所,直接参与了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他们之中有:意大利的维多里奥·格里戈利(Vittorio Gregotti)、福克萨斯(Massimilino Fuksas)和斯加盖地事务所(Luca Scachetti Partners),德国的冯·格尔康(Meinhard von Gerkan)和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法国的夏邦杰(Jean-Marie Chapentier)、多米尼克·佩罗(Dominique Penault)、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法国建筑事务所(Architecture Studie)和何斐德事务所(Fredric Rollard Interational),西班牙的马西亚·柯迪纳克斯(Marcia Codinachs),英国的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诺尔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澳大利亚的菲利浦·柯克斯(Philip Cox),加拿大的B+H事务所和DGBK+KPF事务所,美国的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迈克尔·格雷夫斯(Miehael Graves)、墨菲·扬(Murphy/Jahn)、SOM事务所、Sassakki事务所、RTKL事务所和KPF事务所,日本的伊东丰雄、丹下健三事务所、RIA都市建筑设计事务所、日建设计公司和日本设计公司,还有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和台湾建筑师李祖原等。这么多名家大师直接参与一个城市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工作,为各国城市历史上所罕见,在上海是头一回,其人数和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北京和广东。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使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视野产生了积极变化,使上海涌现了一批世界水平的建筑,如上海大剧院、金茂大厦、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科技博物馆等,由他们提出的黄浦江两岸改造规划方案的实施,将使这里形成上海城市空间的核心,并成为二○一○年世界博览会的一处风水宝地。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的引进和接纳,是开放的上海自主的、主动的行为。他们的到来,理该为海纳百川的“海派”建筑文化,做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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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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