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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粉本


□ 杭 间

吴冠中先生年高德劭已经九十,按理说我写这样的文章应该是致敬和祝寿,但我作为一个艺术史的学人,写那种人云亦云、言不由衷的文章已经很久了,心生倦意,不想再说废话浪费读者时间和扰乱吴先生的心神。因此在接到约稿后,觉得应该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写写吴冠中先生(以下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省去“先生”两字)艺术的文字。

一、 “终身情人”
我在报章的一篇文章中读到吴冠中说,“中国可以没有齐白石,但不能没有鲁迅!”“如果没有鲁迅,我根本就不会从事艺术;没有鲁迅,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吴冠中!”“文学比绘画更伟大,美术的极致力量比不上文学的极致力量。”因此,吴冠中有“我的终生情人是文学”的声言!
这话说得感性之极,是吴冠中的真性情,他不怕被人批评文学性是视觉艺术的“大敌”,而着意强调文学的伟大。在吴冠中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学和绘画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散文是美文,是他的整体艺术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在看过他的那些足与当代著名作家媲美的文集以后,有谁能说那些文字是多余吗?谁说艺术家只能画画而不能写作呢?萨特在谈到有关写作时说,“写作是一种呼唤”,“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但你开始了,你就给卷入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萨特心目中,写作与自由创造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对应关系,它最终导向“我写作,故我存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与艺术的本质殊途同归。
吴家粉本图片1
春如线 水墨 19999
回想黄宾虹在辛亥革命后,选择潜心“学术”,他从孙中山身上看到思想的力量,这与吴冠中选择写作,实在有相似之处,黄宾虹对中国古代画学的整理,吴冠中的重读石涛,在他们的创作生涯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也在这一点上,成就他们中国艺术史上大家的身份。反过来看,近五十年以来,中国艺坛“大师”满天飞但却又缺少真正的大师,艺术家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的普遍缺乏,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艺术家是不可能成为伟大艺术家的。

二、 吴家粉本
吴冠中因他的高寿其艺术历程漫长而使我们看他的艺术显得有些眼花缭乱,但说心里话,我有自己的偏爱,学生时代喜欢他的抒情彩墨,而后喜欢他的具有抽象风格的油画,但现在,我转而喜欢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批基于写生的乡村风景小品,那真是地道的中国油画,清新单纯,丰富而又内在。实际上,吴冠中的艺术语言近二十年来一脉相承,虽然他经常求新求变,但有承先启后的线索可循,那就是“线”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与林风眠的线面结合不同,吴冠中的线中不但有线本身的抒情,而且用线建立了作品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境和思想。
虽然吴冠中的作品都是以“架上”的方式呈现,但我在内心里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吴冠中艺术行为的产物,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与文学与生活方式,可以联系起来思考,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艺术,这是他与同时代的艺术家不一样的地方。他自己曾用“吴家粉本”来说自己的风格,恰切与否不做评价,我在此关注的是吴冠中对这个词选择的背后的考虑。“粉本”是一种样式典型的中国式表述,而非西方的艺术概念,这反映了吴冠中的一种态度,一种中国艺术的立场。我想,我们的现代艺术史,如果也有“粉本”的角度,不但对吴冠中与中国现代艺术的关系会有一种恰当的认识,同时也会是一部真正“中国”现代艺术史产生的开始。

三、“苦难”永远没有终结
人过七十古来稀,吴冠中九十岁的时候还很年轻!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口无遮拦,打官司、拿水墨开刀、臧否老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实在不像一个画坛名宿、政协常委,因而他常常又成为媒体的新闻卖点。我已有数年未见到吴先生了,作为晚辈,由于在同一个学校工作,有一段时间与吴先生联系颇多,以至于每年春节前总会收到有他签名的他作品的精致小年历。但工作结束后,多年来的自律促使我遵循不去随便打扰原则,但我常常在听到以上消息时,会心微笑,我好像从未感到意外,有我读过的吴冠中的无数文学作品作支撑,我平常心地认为:吴冠中就是这样的。
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不同,能在不同的时间演绎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如果记忆没有错的话,吴冠中在文革刚结束不久提出“形式美”问题并引起大讨论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六十有五了,下放回来尘土未掸,批斗的惊魂未定,早过了退休的年龄,而当时有那么多的著名理论家,还有延安来的深受极左之苦的、正直的专业老干部,对于文革的革命现实主义对中国艺术的危害都没有提出能抓住本质和要害的批判,而吴冠中提出来了。1981年,在由北京市美协和北京油画研究会发起的研讨会上,吴冠中说:“我们这些美术手艺人,我们工作的主要方面是形式,我们的苦难也在形式之中。不是说不要思想,不要内容,不要意境;我们的思想、内容……是结合在自己形式的骨髓之中的,是随着形式的诞生而诞生的,也随着形式的被破坏而消失……” 这话今天看来是常识,但在当年却振聋发聩。表面看来,“形式美”的提出,促使人们在对极左的文艺政策的反思中开始回归艺术语言的本体,但更深远的意义是,它是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个著名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公式的致命否定,是真正把文革极左美术创作送进坟墓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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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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