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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与环何


□ James Harkness


贫困人群和落后国家保护不了自然环境吗?或者,环保是富有人群和发达国家才有能力从事的昂贵事业吗?有人认为帮助一些人脱贫和保护当地环境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矛盾,对此我不敢苟同。
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中国官员将“先污染,后治理”挂在嘴边,意即落后国家只有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谈得上环境保护。这种观点不为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所认同。有关研究表明,每年中国经济增长量的8%因为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损失掉了。1998年特大洪水之后,中国的有关法规出台,规定人的居住须在自然保护法允许范围内或者支付相应的费用。类似的重要政策在过去5年出台不少,反映出中国人对于良好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关键这一观点的崭新认识。
自然是生命支持系统,所有人都离不了,而对于身处偏远地区的贫困人群来说,自然更是他们赖以为生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来源,一旦环境被污染或者被破坏,贫困人群遭受的损失要大于其他人群。所以保护自然环境令贫困人口直接受益。当我们保护大熊猫和其生境的时候,我们也就间接保护了长江上游的森林免遭砍伐,从而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洪灾威胁。水灾的直接受害者是中下游的农民,并不是城市居民或外国人。同样,我们用退田还湖的方式恢复长江中下游湿地,结果不仅仅鸟和鱼可以适彼乐土,因为湿地天然蓄洪能力提高,上百万人受到的洪水威胁减轻了。有人说一些环保行为“关心大熊猫胜于关心人”,可是他们忘记了上述联系。
的确,总会有一些人被要求为保护环境作出牺牲。其实,自然资源的管理和开发过程中总是有人蒙受损失同时有人获益。比如,江河上要建水电站,打鱼人将因此失去生活来源,有人的房屋要在拦坝后淹掉,水电站的投资者和水电用户却会获益。合理的情况应该是获益人群为做出牺牲的人群提供补偿。而且在开工之前,政府应该慎重考虑,以确定修建水电站对社会的整体好处是不是比不修大。
环保也是一种形式的资源管理过程。保护区建立之前,政府应该明确保护这个区域对于社会的整体收益要大于保护前。因为保护区的建立而不能再伐木或者打猎的人,应得到建立保护区获益人的补偿,这与建水电站中的补偿是一样的。只是这一过程中谁是获益人和其如何获益.是个模糊问题,不像修建水电站那样清楚。
如果环保为人们提供可以量化的服务,谁是获益人、该付多少补偿费用比较容易解决,比如说净化水源、防洪等等。每年纽约市花几亿美元来保护阿迪伦戴山区的森林,那里的农场主要是保护了河溪附近的森林.减少可以导致污染的化学药品的使用量就能得到政府的补偿,有时市政府干脆从农场主手中买下土地加以保护。这样从山区流向城市的水非常干净,甚至不需要过滤和净化。中国实施退耕还林以防止水土流失的政策,也是给不能在陡坡上种地的农民以补偿,鼓励其植树。
有时候环保的价值,获益人群的确很难说得清,比如保护濒危物种。保护丹顶鹤和扬子鳄对全社会乃至未来几代人都有好处,是类似国防这样的“公共财物”。这种情况应该由政府来补偿因保护物种而蒙受损失的人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提供补偿,这时候该是地球社区提供补偿。比如,南美洲的亚马孙森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减缓全球变暖,在那里人们从数百万种动植物中已经发现数千种药物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好处是全球获益的.要是富裕国家坚持说巴西应独自承担保护亚马孙,可能就有些伪善了。联合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些世界性的环保机构已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环保事业。
说了这些,可能还是有人会说:“可是,有些人太穷太封闭了,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利用,只能为了生存去破坏环境。”对这个提法我的反应分成两个层次。首先,我们需要问问贫穷是不是破坏环境的真正原因。据我个人经验,大多数对环境的破坏都不是真正的贫困人群所为。大规模工业生产、采矿、建坝、修路,商业性的砍伐和种植,这些与小范围种植、收集木材做燃料相比,对自然的威胁要大得多。其次,即使贫困人口为了生计无可选择破坏环境,我们仍有可为。比如,寻找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贫困人口的替代生计,像生态旅游和有机农业:发展更多的持续利用资源方式,以及完善补偿方法,如推广“绿色税收”。
总之,环保不只是为了挽救大熊猫,它最终是挽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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