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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重建”?


□ 杨念群

  舆论界嚷嚷得最凶的所谓“文化重建”在我心目中其实是个负面词。因为在我的经验里,我们往往是在通过不断破坏“文化”来进行“重建”的,更可悲的是,“破坏”可能恰恰是打着“文化重建”的旗号才得以合法展开。举个例子,我前年到徽州开会,会议特意安排参观一个集中反映徽州特色的新修园林景观。主办方介绍说,这个园子是一位有文化关怀的富商,为了抢救徽州文物而特意投入巨资修建的,这颇具品味的“儒商”不惮劳苦亲自到徽州各地搜集文物,小到各种饰物匾牌,大到整栋老房的建筑材料,然后用高价收购,拆卸搬运回来,集中修建了这座园林。同行的人似乎完全被这位儒商的“义举”深深感动,觉得他为徽州人民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个举动是对文化原生态的结构性破坏。
  一个文化物品之所以具有传统的含量,恰恰是因为它生长在相对原生态的氛围里,一个“文化”物件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恰恰是在一个具有清晰历史脉络的环境孕育中,其源流和特质才能得到认定,如果单独被强行拔出其生存的环境,顶多是一件博物馆意义上的单件文物。当所有“文物”被拼凑汇集起来,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化重建”的工程时,“文化破坏”的程度实际上就被加深了一层,传统的部分不但得不到保护,反而又像重新遭受一次洗劫,这不叫“文化重建”,而叫“文化拆卸”。
  不难发现,斩断文化的内在脉络和演化流变,然后加以拼贴重组,大多与一些商人的介入有关,他们成为对“文化重建”下定义的一个幕后力量。商人介入文化生产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明末清初的徽商即是现代“儒商”们的祖宗,他们经常宴集群儒,附庸风雅,但和当代“儒商”的最大区别是,他们基本要附和士人阶层的审美准则,不会破了规矩自立一套。但在当代“儒商”们看来,徽商的作为可是太小打小闹了,有了大把的银子可不能仅是雕几首唐诗时文,或藏几个宋刻版书那么简单,他们要把“文化”做成一个市场,一切“文化”都要纳入其中加以精密计算,做成可以到处买卖的产品,甚至那些属于抽象层面的“文化”事务的价格也要按照市场的需要定价。从网上拍卖少林寺秘笈,标价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倒卖佛庙家底,到通过发掘曹操墓鼓动地方旅游GDP增长。“文化产业化”变成了“文化重建”的最好招牌,也最终堕落成变相破坏文化的杀手锏。
  在有意无意不断破坏“文化”的境况下大谈“重建”是不是显得有些滑稽?可这正是目前文化建设的现状。“文化重建”反而变成了“文化破坏”的原因何在?我以为,正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观,或以此作为把握各种人文叙事的基调和依据,其中包括历史叙述,当然还有影像叙述。我们国家原来奉行的历史观,基本上是革命史观,在这套史观里面,各种“文化”内涵的定义必须服从于政治性的逻辑,而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改革开放后革命史观得到了修正,学术界基本上把现代化的整个进程看做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年国内拍了个纪录片叫《河殇》,用影像叙事的手法表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观”,它所叙述的逻辑其实很肤浅,中国文明的内涵被简单形象地比喻为黄土,而“黄色”是个很糟糕的颜色。西方文明因源起于海洋,则被涂抹成了“蓝色”,“蓝色”美妙得没有任何瑕疵。影片设计得很煽情,一个男中音不断提示说,黄土这东西就像腐坏基因一样,搞得中国人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我们扑向蓝色文明就得救了。黄色文明奔向蓝色文明乃是历史的必然,这个论断里面包含着内在的强制规范性,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质疑。仔细考量可以发现,现代化历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认同与张扬,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影像或者历史叙事在表达这个必然性主题的时候,我们很难把握在这个“必然性”的不断表现过程中,具体的“人文”位置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既然都昭显的是一种普遍必然性,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为必然性服务,为此做出任何牺牲也属正常和自然,人文的所有东西也就由此变成了各项发展指标的附属物,即使貌似必要,也仅是以成本计算为名的盛世点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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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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