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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演讲之后的联想


□ 赵 勇

  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中国火起来之后,我已写过两篇小文章,谈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如今亲眼见到了他,就有了再写一篇的念头。10月11日,顾彬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做了题为《21世纪中国文学状况》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又与顾彬等人一起吃饭。我们去的饭店稍上档次,结果那里边就没有二锅头可喝。主持人方维规教授知道顾彬好这一口,只得去外面的超市里买了一堆的“小二”。饭间,顾彬教授白酒啤酒轮番上阵,可见酒量不俗。曲终人散之际,他还不忘幽默一下。他说饭已吃饱酒却没有喝透,显然不如在山东、四川那里喝得酣畅。
  闲话道过,言归正传。顾彬的这次演讲总共谈了四个问题:一、中国当代作家与外语的关系;二、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三、中国作家的版本不可靠;四、谁能代表中国作家。由于他的一些观点早已在媒体亮相,这次演讲应该不会带来多少震惊效果,但听他完整地呈现自己的想法,依然会让人产生许多思考。比如,在这次演讲中,顾彬教授又一次强调了外语之于作家、学者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作家不懂外语,自己的作品就只能靠别人译成外文,自然他也就只能任人宰割,无法知道自己作品翻译的好坏。有的作家找到了一个好的翻译家,他的作品就会在某个国家走红;反之,即使他被译出去了,也只能是默默无闻。他举了杨炼在德国、北岛在美国被翻译、接受的例子,让人觉得这里边果然存在着为人忽略的问题。
  很可能是许多方面我都能够同意顾彬的判断,所以从一开始,我对他那种被媒体放大的言论并不吃惊。但这次演讲听下来,我却依然有些意犹未尽:许多问题他只满足于罗列和呈现,并没有很好地去挖掘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确实提不到台面上,但什么是造成他们外语差的原因呢?顾彬教授把它归结为作家的顾虑——害怕学会了外语却破坏了自己的母语。可能确实有一些作家是这么考虑的,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要我说,外语问题得与作家的大学教育问题联系到一起。我没有做过具体统计,但凭感觉也能意识到,当代作家中是有许多人没有接受或者没有完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结果他们虽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却普遍后劲不足。我曾在一些当下走红的作家那里读到过一些言论,深感吃惊。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读过大学,却反而觉得是一件幸事。当今中国的大学成了李零所谓的“养鸡场”,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你连“养鸡场”都没进过,怎么能感受到过四、六级的氛围?又怎么能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当代文学的局限性,与许多作家没受过大学教育有关,而不懂外语或外语不好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
  由此我想到了希利斯·米勒的一个说法:“大学培养出来的作者,大大影响了我们的文学观。比如德国的史莱格尔兄弟,以及德国浪漫派的所有批评家和哲学家。英国的例子,可举出毕业于剑桥的华兹华斯,他的《抒情歌谣序》为数代人定义了诗歌及其用途。在维多利亚时代,受教于牛津大学的阿诺德,是英美两国将文学研究制度化的奠基人。”沿着米勒的思考来琢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状况,我们可能会发现,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受到过大学教育、留过洋的作家,确实影响过我们的文学观,但当代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微乎其微。遗憾的是,这项内容似乎没有被顾彬列入他所谓的五粮液(现代文学)二锅头(当代文学)论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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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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