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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感受一九六一年


□ 周全华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话语风格的大变是所有读报人都感觉到的。同昨一日迥然不同,同过去三年大跃进迥然不同,现在是用一种与困难的现实相吻合的低调,说着比较实事求是的话题。社论谈国内形势的部分第一次承认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而且全部是谈困难。其实这正是群众在过去的一年多亲身体验着的严峻事实。
社论说,过去的一年是持续大跃进的第三年,也是我国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一年。整个工业战线受农业连续两年歉收的影响,除了钢预计可按计划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外,其余仰赖农业原料的轻工业计划和农业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是一九六○年我国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有九亿亩农田受灾,这是百年不遇的。社论还追报了一九五九年也遭受了六亿亩农田受灾的“旧新闻”。社论号召各条战线支援农业,为渡过农业歉收造成的困难所要采取的措施是:计划用粮,大种蔬菜,大搞其他副食,生产度荒。
可是这篇社论之后,又有九个月之久,新闻媒体不再谈国内形势和经济困难。
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学家何其芳序《不怕鬼的故事》的文章。两年前文事倡议者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谈话中建议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当时只是说说而已,是心气未减时的一点雅兴,用不着真的布置学士们编一本鬼书,因为当时“鬼”之为患尚不足忧。两年后完全不同了,此时不仅不是抒发雅兴的时候,而是需要认真大张旗鼓来讨“鬼”了。建议者在文章末尾亲自加上一段文字说:“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夏季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还特意说明这是追述“一九五九年春季(形势)”。其实明眼人都知这是对一九六一年政治困难的概括。两年前的挑战尚不足虑,现在真可以感觉到“高天滚滚寒流急”的“猖狂进攻”形势。一九五九年的困难之成因,是因缺乏经验而盲目进行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现在一九六一年的困难,则是来自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的一九六○年继续大跃进。比起前两年和前一年来,政治、经济的双重困难都更加严重。古代许多“不怕鬼”的故事之能用于今天,说明仍是士气可用之时。诗人何其芳对故事的解说达到哲学家的深度:鬼本无,人之怕鬼是因为心里有鬼。
可是老百姓感到最艰难的还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经济困难。农村的困难向城市蔓延,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打一九五九年年初起就紧张起来,到四月粮食也减少供应。国民中最受优待的大学生,由放开肚皮吃忽然减为月定量二十八斤,但肉还能保证月定量一点五斤,油仍能月供半斤。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跌入谷底,所以一九六○年仍然有力气“反右倾”和“继续跃进”,仍能进行这样不计经济成本的政治战役。
用“反右倾”和“继续跃进”来应对一九五九年的政治困难,其代价极其昂贵而沉重,最终是陷于更为严重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困难。一九六○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只完成四百一十五亿元,比已经大幅度下降的一九五九年又下降12.6%。粮食产量仅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减产五百三十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二千一百二十六万担,减产一千二百九十二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三千四百零五万担,下降50.9%。粮棉产量降到了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五百五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下降9%。一九六○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一九五七年下降13.6%。全年人均消费量粮食由四百零六点一二斤降到三百二十七点二四斤,下降19.4%,其中农村由四百零九斤降到三百一十二斤,下降达23.7%。全年猪肉供应由人均十点一五斤降到三点零六斤,下降69.9%,其中农村由八点七斤降到二点四四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三点七斤,比一九五九年减少18%(《大跃进狂澜》,谢春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201—204页)。
到一九六一年初经济困难到了人心恐慌的程度,就连不算困难的广州市也只能向市民供应:月均粮食二十斤,食油二两,煤油一两,年供布票二点一尺。肉类基本没有供应。
正是这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一九六一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开始承认它并正视它。但此次之后,新闻媒体又都不再公开谈论它,又一次集体失语九个月之久。直到《人民日报》当年的国庆社论,才第二次谈到经济困难,与九个月前的元旦社论内容是一样的,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把“两年自然灾害”的提法改为“三年自然灾害”。社论说:我国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减产,影响到轻工业、重工业、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困难终于迫使大跃进停下来,并使经济调整得以顺利进行。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调低工业发展速度,全党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积极开发其他替代食品的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其次是调整农村各项政策,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推广包工、包成本、包产、超额有奖的“三包一奖”,反对大跃进以来的“高指标”动员法。全年宣传主题之一,就是提倡领导者下去调查研究,因为主观主义是来自于不了解下情。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自反右派和反右倾以后,言路和民情上达渠道的堵塞,而自下而上的开放言路比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更为重要。至于本来就生活在生产实际之中的基层领导,是了解情况的,所以他们提出“高指标”就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邀宠哗众的机会主义。只要机会主义受赏、说真话办实事遭罚的局势没变,调查研究又能了解到多少真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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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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