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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种谈论方式


□ 王际兵

  《秦牧全集》出版了增订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赫赫十二卷。作为一种文化的积累,这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可是,爱读这些文章的人实在不多了。这书只印行了两千套。
  是写得不好吗?在建国十七年的散文作品中,秦牧的文字还是比较耐读的,能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炉。他善于从身边的事物、景物中发掘普遍联系,由知识阐发道理,引起联想,展开情思,从而把主观的意念与生活体验紧密结合起来。比起杨朔的造情煽情,刘白羽的政治宣传,秦牧倒是朴实、平易,更富有生活气息。像散文《海滩拾贝》,以贝壳为话题,串起形形色色的事物,把人引入海滩拾贝的情境之中,感悟渺小与伟大的统一。事、景、情、理浑然成为一个整体,不愧为一篇短文佳构。作者向来能出能入,收放自如,既有广阔的生活面、知识面,又能灵活地加以处理,可谓一位独具特色、颇见功力的散文作家。
  是读者不喜爱散文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就是长篇小说和散文。所谓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小女人散文、新散文等等,术语概念层出不穷,随笔小品行销全国,甚至有人说现在是散文的时代。报纸杂志竞相登载,出版社大量结集出书。建国前的作家也相继被请出登场凑热闹,各式散文各式风格潮起云涌,蔚为大观。不读戏剧、不读诗歌、不读小说的大众读者为数不少,不读散文的却几乎没有。散文能够直接地说情、说事、说理,无疑为商业化快节奏化的生活供给了情感调剂、附庸风雅的资源,无形中成为文字消遣的一种时代体裁。
  何以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既然作者的文笔不错,读者又爱读散文,为什么很少人读秦牧的作品,广而言之,很少人读建国十七年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然。高度政治化的生活模式被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兴趣阅读内容必然会转变。原来紧跟政治的读物已经被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社会读物所取代,可以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广,可以阅读的材料越来越多。这固然也是一个理由,但是吊诡的却是,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并不缺少市场。李敖、顾准、王小波、章怡和等,他们的行情倒是十分可观。那些官场揭秘的小说,从地摊到网络都相当盛行。政治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有很强的吸引力。由此可知,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谈论方式。如今大众不喜欢秦牧以及那一批人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谈论了政治,而是因为他们“顺着说”的谈论方式。
  就社会思想的发展而言,不喜欢“顺着说”是个提高。毕竟这种谈论方式比较容易,也缺乏创造力,用的人最多,也没有危险。本来它最需要谈论者的忠诚,可是“文革”时期的告密揭发,市场经济的尔虞我诈,使得诚信成了一种笑料,“顺着说”由此也成为过街老鼠。人们热衷其他的谈论方式也是合乎情理的。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顾准的日记等,便采用了“反着说”的方式。这需要勇气,也常常使作者的命运多舛,或者多舛的命运才造成如此的谈论。不过这几个作者都是幸运的,我们这个时代挖掘了他们,特别推崇这种言说的姿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等,则把事物提高到一个新的接受层面来观照,使用了“跳起来说”的方式,其中不可缺少的是见识。唯有见多识广,开掘深入,才能别开生面。至于从政治意识中“跑开去说”,养花种草、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故居风情、师恩友谊等等,撰稿者众,观之者杂,报纸副刊、杂志文汇随处可见这类作品。从容不迫也好,激情难忘也好,感伤哀诉也好,只要是个人经验就可以下笔成文。好不好那要看是否有趣味了。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对老北大、民国旧人的记忆,打动了许多人。多种谈论方式的出现,是社会富有活力的表现。各种创造一般就存在于新的谈论方式当中,一个新的角度必然带来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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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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