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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激进与暧昧


□ 刘小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成为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重要现象。文化研究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文化研究做了些什么?存在哪些问题、限制与困境?本文以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为中心展开讨论,试图提供一份初步的观察与思考。迄今,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十种:《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戴锦华著)、《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南帆著)、《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王晓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戴锦华主编)、《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包亚明等著)、《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邵燕君著)、《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胡大平著)、《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陈映芳著)、《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宋伟杰著)、《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陈昕著)。从批评理念、研究框架及其涉及面看,这套丛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研究实践第一阶段成果的集中展示。
文化研究是什么?这或许得从文化研究的西方起源及其流变说起,但看起来丛书主编和作者的兴趣不在这里,这是另一些学者的工作。李陀们显然不愿把文化研究做成西方理论的又一次愉快旅行的脚注,而把它视为阐释“中国问题”的一种话语实践。文化研究在中国意味着人文知识界重新介入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现实的一次努力和尝试。从“后学”的潮涨潮落到今天看来多少有些空泛的人文精神论争,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焦虑到文学研究的高度体制化、专业化,人文学界似乎丧失了文化参与的现场感和阐释现实的能力。詹明信说: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的确,对于中国人文知识界而言,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专业化纯文学研究的攻击,都是企图重新介入当代文化场域以重获阐释现实能力的愿望表达。阅读李陀主编的这套丛书,我强烈感受到这种介入的愿望。借助“文化研究”,人文知识界有可能再次获得一种介入式的知识位置。在“文化研究”的名目下聚集起来的这些学者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基本认识,即大众文化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现实的重要构成。因而,大众文化批评就成为人文知识分子重新返回文化现场的一个重要入口。
但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并不意味着丛书作者们对大众文化的功能与状况有着相同的认识与理论立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仅有所差异,甚至存在相互矛盾、抵触、解构。这一方面显示出丛书的丰富性,意味着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不同的研究者或许观察到的只是复杂问题的某些面向;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丛书的批判力量,暴露出文化研究的内在困境与暧昧。概括而言,这套丛书在理论立场上大体可以分为四种:激进的批判立场、“双重视域”的复杂审视、相对客观的社会学描述以及感性与理性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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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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