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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悲剧人生和悲剧意识


□ 高彩霞

  “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悲剧呈现的是人与现实环境的不调和、冲突及其结果。大约是中国现代作家处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使然。萧红生活在内忧外患剧烈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的悲剧人生与其作品的悲剧意识是紧密相连的:亦即萧红是从自己的悲剧人生为出发点,去观照普遍人生的悲剧性存在,感悟生命本身具有的终极性特征,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悲剧意识和审美特征。而作者不屈服于命运的人生奋斗和理想追求,为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奋斗历史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生命的诞生即是与痛苦相伴的过程。生命正是因为感受了痛苦,也才体验到快乐,痛苦给予生命的进程以力量的滋养。因而,苦难亦是人生的财富。幸也不幸,萧红童年、少年时代寂寞的家庭环境,不仅培养了她文学上的早慧,而且造就了她敏感而早熟的个性心理。萧红生长在东北的一个大家族中,她少时衣食无忧,可以受良好的教育。可这是一个缺乏爱的家庭:母亲的早逝,使父亲的个性变得更为冷酷和暴戾,“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好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加之继母的冷漠,使萧红年幼的心缺乏爱的情感抚慰。只有年迈的祖父爱怜、保护她,却又常常力不能及。父亲的冷酷,既使萧红的心灵受到终生难以痊愈的伤害,同时也促成了她的反叛个性的形成。萧红第一次与父亲的正面冲突原因是她要到哈尔滨上中学,而父亲不允许。十九岁的时候,祖父去世,少年萧红情感上最后一片栖息的土地消失了。不久,萧红因为拒绝嫁给父亲为其定下的汪家少爷而与家庭决裂,开始了她只身漂泊的艰难人生旅途。从其散文《过夜》中描绘的冻馁相加、雪夜无处投宿的绝望情景,我们不难想见,一个逃出家庭、初入社会的女学生所面对的生存困境。更为不堪的是,萧红以她二十岁的年纪,却已两度遭受异性的欺骗。尤其是后一次,她怀着身孕被抛弃在东兴顺旅馆,因为欠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而被作为人质软禁,几乎被卖到妓院……
  年轻的萧红在她的作品中描绘和涉及了诸多死亡的场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死”是被忌讳的一个话题。而对于一个关注和热爱生命的人,他(她)无法不去思考和面对死亡。因为只有懂得死的要义,才能理解生的内涵。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说:“死并非生的对立,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从哲学的意义上讲,生便意味着死;没有死亦无所谓生。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即注定了要走向死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生,是否实现了它应有的价值;死亡,是否值得或必然发生。萧红为我们描绘了壮烈的死——人为了争得生的权利,不惜自己的生命,即“向生而死”的死亡。这是通过有价值的生命的毁灭让人崇敬、叹惋,来体现其崇高感的悲剧意蕴。在民族灾难面前,刘青山们奋起自救,敢死队的小伙子们的英勇献身;女学生宣传救国,不惜自己年轻的生命;王婆的女儿参加抗日英勇牺牲(小说《生死场》)。陈公公的儿子以修铁路为掩护,一次次弄翻了鬼子装着子弹和食品的列车,被鬼子发现而遭杀害(《旷野的呼喊》)。还有《北中国》中耿大先生的大儿子,放弃优游的少爷生活,只身去千里之外投身抗日,最后战死沙场。对于这些生命的逝去,作者充满了崇敬,她的笔调是深情而遒劲的,其间饱含着慷慨悲壮之气。
  萧红生命观中的悲剧意识,更多的是通过无价值的死亡或不应发生的死亡以及人们对死亡的冷漠呈现出来的。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逼疯后又被活活烧死,王阿嫂遭毒打,与她未出世的孩子一起惨死(《王阿嫂的死》);黄良子给人作保姆无暇看管自己的孩子,儿子因为过桥找妈妈失足落水而死(《桥》);染缸房的徒弟为了争一个女人打起来,一个把另一个按到染缸里淹死了,人们没感到什么惊诧,那染缸照旧用来染布做衣裳;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折磨死了,人们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能干好看的王大姐死了,人们不仅漠然,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冯歪嘴子的笑话(以上内容见《呼兰河传》);金枝几个月的女儿被恼怒的父亲活活摔死,三天后夫妇二人到乱坟岗子去看孩子,却发现小尸体早被野狗吃掉;村中闹瘟疫,乱坟岗子上增加了数不清的尸体;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村中常常有人被日本人杀掉(以上内容见《生死场》)。盗墓人不懂事的孙子小豆儿只因为说了一句“汉奸不是好人”,便被日本人踢死(《莲花池》)。这些死亡图景的描绘让人触目惊心,因为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珍贵的、对于人只有一次的生命的猝然消亡,更有人对同类生命的漠视、不珍惜甚至残害,带给我们的是悲戚和忧愤。在作者客观冷静的描述中,透出对生命存在的苍凉感受。
  透过作者从《跋涉》、《生死场》到《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作品中描绘的各类死亡图景,我们可以感受到萧红对生命脆弱、易逝的慨叹,感受到作者对由于自然环境限制、阶级压迫、殖民入侵、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历史文化和乡间礼俗的沉积、影响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忧愤。在经历了许多生生死死的场景之后,她的惊讶和悲戚逐步变为对生命意义的深入思考,她原有的悲剧人生体验得以提升为忧患人生和对生命价值的近乎哲学的领悟。正如《呼兰河传》中所言:“人生是苦多乐少”。萧红曾自言:“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受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到应悲悯我咧!” 这是由于萧红随着生活的不断历练,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也同她曾悲悯的人物一样,无法超脱所处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等等的制约,同样永远处于人生的困境之中。把生命存在看作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悲剧性存在,表明萧红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其现代悲剧意识的形成。于是,读者在萧红后期的作品中,感受到其风格已从《生死场》的悲壮而渐渐变为《马伯乐》的平易诙谐和《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的深沉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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