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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题材绘画的创作与批评——以“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为例


□ 王 林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农村的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农民在这一复杂格局中的不同境遇又一直为中国知识阶层所关注。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表现农村革命和农民生活题材的绘画有其特殊的位置,又因为在不同的时期各种思潮的相互作用而展现出种种不同的样态。艺术家和真正的农村、农民的不可避免的文化隔膜,也让这一题材表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创作和批评两个角度去认真反思。
  关键词 农民题材 农村题材 现代美术
  
  2005年春夏之交,我回到过去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巴山区。曾经落户的四川达县檀木公社三大队六生产队,现在叫做达州市檀木乡石和尚村。当年这里的房舍主要由几个院子组成,中间是晒坝,正面是堂屋,两边是厢房,典型的川东木结构民居建筑。其他零星分布的农家,也有砖墙的,但都是青瓦屋顶,和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十分协调。那时人很穷,春荒时候总有揭不开锅的。但彼此差别不是很大,有个别能外出打工的家庭,就算是富裕的了。在集体劳动、共同经历贫困的时代,苦中作乐大概是传统乡村文化得以有所保留的原因。所以薅秧时见到其他生产队的人便要对歌,争个高低输赢。遇上红白喜事,一定要打“玩意儿”热闹热闹,也就是川东一带流行的民乐合奏“打围鼓”。春节期间,党支部书记会组织年轻姑娘“打钱棍”,这是传统村社活动中拜年的习俗,当然多以慰问烈军属的名义。三十多年过去了,某某队变成了某某村,但乡村文化却随之丧失殆尽。原来的院子拆的拆、建的建,已被各色瓷砖贴面的小楼房弄得一片混乱。多数男青年都外出打工,即使回家看看,也都一走了之,再也没有村社活动的兴趣。这里已经成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的地方。新的贫富差距在拉大,有穷愁潦倒、温饱不济的,也有住城里、开小车的,而发财者除了回家修“瓷砖房”以外,不会想到修桥补路,更不会想到乡村文化建设。
  带着农村生活的经历与感受,参加2006年底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我的确充满疑虑:“农民”在今天是一个怎样的称谓?失去了乡村文化身份的农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把农民形象作为创作题材对当代艺术而言还有什么意义?等等。写成这篇文章,乃是想对这些问题进行自我梳理,也算是对青春记忆的一种交待与反省。
  
  一、农民题材绘画的历史与问题
  
  中国艺术对农民的描绘,文学早于美术,因为周朝有采风的习惯,所以《诗经》自然会写到农民(如《豳风·七月》)。就现存的署名作品看,绘画中最早出现农民形象不早于宋代,大致是讴歌丰年、鼓励农桑之类,如踏歌图、耕织图等等。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有不少农民生活情景的插图,乃是出于普及农科知识的需要。清代则由于平民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与乡村文化并多少能够表现农民性格的作品,如黄慎《渔翁渔妇图》、金廷标《瞎子说唱图》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文人画士念稼穑、课税之苦的“悯农”之作,如罗聘《卖牛图》、符节《典妇》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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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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