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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化潮流中坚持自我


□ 吴 晶 王 桢

在产业化潮流中坚持自我
吴 晶 王 桢

 

中国独立电影的困境

1.什么是独立电影
独立电影不应该只是一个姿态,不应该只是一件制服,甚至更不应该离谱地认为独立电影就应该是摄影机一直晃,就应该是曝光不足,就应该是不专业的录音,这都是某些作者的误解,也是观众的误解。不论是商业电影还是独立电影,电影本身是一个作品,有一个美学层面的观照,而不该只有一种姿态在里面。的确,以前的独立电影会展现一些标签式的“反叛”姿态,比如很多脏话充斥其中,一出门就扔酒瓶子等,但是这些在现在的独立电影里已经很少见了。



在产业化潮流中坚持自我图片1

我最初拍摄纪录片时也有许多观念上的偏差。在中国独立电影最初几部比较成功的纪录片,如杨天乙的《老头》等,很多都是用二三年时间跟踪一个对象进行拍摄的,所以就会形成一种观念——只有拍3年,拍到人家家破人亡的纪录才是纪录精神。但那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纪录精神。纪录片有很多拍法,像伊文斯一天可以拍好几个纪录片,拍风、拍雨、拍雨来之前大自然的变化,也是一个杰作;而像小川绅介导演那样拍3年,也是一种很可贵的纪录精神。纪录片是一种特别自由的形式,有很宽广的实验性。然而今天的纪录片专题性越来越强,实验性或者艺术性却越来越差。其实,内地很多纪录片观察到的东西都特别好,但在电影摄制方法上就完全不管不顾。比如摄影的焦点问题其实很好掌握,而光照不足加个灯泡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拍得模糊、灰暗才有劲,这是一种对电影偏执的认识。当DV(Diaital Video)出现后,有人预言“一个人电影”的时代到来了——因为DV,一个人能够拍摄一部电影。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但是不应是一种常态。电影艺术创作本身是分工合作的,应该有专门负责各个方面的人:录音师负责收音,摄影师负责摄影,制片负责制片,导演想创作的问题,常规之下最起码有这种组合才能完成。而一个人拍摄一部电影便会出现摄影和录音等方面的技术缺憾。当然并不是一个人拍不出杰作,但这是对电影、对新媒介一种比较极端的认识。任何太偏执的认识都会伤害到艺术本身。


2.中国电影产业化对独立电影的冲击
2004年1月8日,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出了(《印发〈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推进电影产业化进程,提高电影产业化水平。自此,电影在中国正式被政府认可为一个产业,而此前则一直被认为是宣传政策、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在这个背景里,中国电影开始产业化,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目前整个社会对电影的认识完全倾向于工业一边,认为一个有价值的电影就在于它的票房,只有高投入、大明星、大制作,像《英雄》、《无极》、《夜宴》这样的制作才会受到主流传媒的关注,于是“钱”、“收入”、“票房”成为评判电影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
我从1996年开始独立电影的工作,虽然其间被禁止拍摄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媒体、公众对于独立电影的认识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每次我的新创作都能及时通过传媒被公众了解。但是近一两年来,这个空间愈加狭窄。这两年间,在中国内地有非常多年轻导演的作品产生,比如刘加英的《牛皮》,李一凡的《淹没》(也是拍三峡地区的),李红旗的《好多大米》,朱文的《海鲜》和《云的南方》等,它们一方面没有机会进入影院放映,另一方面也无法受到重视而在媒体上销声匿迹。内地的电影观念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这可能意味着一种更危险的局面——内地电影的将来只存在电影工业,而缺少电影文化。就好像今天看台湾电影,只有作为文化的电影而没有作为工业的电影。
实际上,所谓“产业化”,是应该建立起相应的明星体制和制片人体制,但这些体制在内地仍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一部部大片都好像是泡沫。现在内地大量的商业片,事实上是借用美国的投资和发行体系,利用香港电影的制作人才和演员来制作影片。虽然对本土电影的所谓“产业化”进程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中国电影工业的真实表现。因此,在拍摄商业大片之外,最重要的是应该将电影再还原到一个大众文化的层面——大众可以负担得起的娱乐,而不是一个奢侈的高消费行为。
如今,中国内地许多大导演都在转型,转向商业巨制。其实,“长拳”和“短打”应该是共存的,可以尝试大制作,但也应该可以回到独立制作。但遗憾的是,今天许多有志于在电影工业里发挥作用的导演在投向商业制作后便不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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