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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贡献了什么?


□ 古 耜


余光中的文学世界以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为四度空间,其中被作家自己称之为“左手的缪思”的散文,同“右手”所写的诗歌一样,早已远播海内外。围绕余光中的散文创作,不少作家、学者、评论家纷纷泚笔为文,或选择某篇佳作进行审美体味,或针对某种优长展开艺术分析,或采撷特定的主题深入阐释,或抓住突出的个性纵横对比……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走进或走近了余光中的散文天地,为读者在这个天地里撷英咀华,架设了路标和指南。然而,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局部的、具体的和细微的艺术探照,它们仿佛忽略了一种更为宏观、更为概括,同时也更为提纲挈领的审美追询:余光中的散文创作为整个当代华语散文究竟贡献了什么?而这一点对于文坛和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评价余光中散文,进而以其为资源和借鉴,推动华语散文在新世纪的繁荣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余光中对华语散文写作的独特贡献,谈几点意见。
亦中亦西,中西兼容,以中为本,西为中用,努力建构中文散文写作的新形态和新秩序,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贡献之一。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几代中国散文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中,选择自己的立足点。在这方面,中国散文家固然拥有鲁迅“拿来主义”、毛泽东“洋为中用”这样高屋建瓴而又卓越不凡的观念倡导,但是就理论与实践相整合的层面而言,却分明于鲁迅之外,缺乏更多的、足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功例证。之所以如此,或许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一条,恐怕还是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试想,在西潮涌动、国门大开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散文家面对既要“砸烂孔家店”,又要重铸民族自信心既要呼唤“德先生”、 “赛先生”,又要抗议帝国主义歧视与欺凌的多重声音和畸形语境,要想做到科学辩证地评价和取舍中西文化,进而建立自己创作的正确支点,是非常困难的。相反,对中西文化双向的矫枉过正,倒显得可以理解。接下来,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几次战争的爆发和战争之后国际力量的严重对立,以及整个政治气氛的逐渐左转,导致了中国散文家大都情绪化地偏爱民族文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盲目排拒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这给散文领域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造成了曲折和变形,散文家的文化比较与取舍亦随之失去了前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改革开放的国策使中西文化的撞击再度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然而,从文化断层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散文家,却一时无力真正走进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殿堂,因此也就谈不上自觉的对比、扬弃与整合。而此后不久骤然升起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大潮,又给中国散文界注入了大面积的浮躁、浅薄和功利之气,它更是无形中影响和妨碍了当代散文家精心细致的中西文化学习和选择。
从这样的历史和文学背景出发,来看作为散文家的余光中,其整体的文化风度可谓渊赡恢宏,高绝超逸:通过苦读精研、耳濡目染所奠定的丰邃而坚实的国学根基,和因为亲历欧风美雨所获得的精深而广博的西学修养,决定了他足以在中西两大文化系统中自由出入,广泛比较,进而产生有关文化选择的真知灼见。他在分析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轨迹的基础上指出: “新文学的先锋人物旧学深邃,亦深知旧学的弊病,在文学革命初潮中,易矫枉过正,而出现偏面倾向,这是几乎每次革命所不可避免的倾向。”不过,他们都是真通中文的人,“体魄健全,内力深厚,所以西化得起”,而且“因为腹笥便便,文理通达,笔下并没有西化到哪里去。”(《论中文之西化》)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各据优势,而在西潮强劲的今天,弘扬中华文化尤为重要。“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太生硬,或者太繁琐的一种语文。” (《余光中答听众问》,收入《余光中与永恒拔河》一书,湖南大学出版社二00一年版)他撰写《中文的常态与变态》、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等文章,具体分析中文和西语的差异,严肃批评中文过于西化的现象,进而总结道:比较成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将“文言的简洁混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纳入“白话文的新秩序,形成一种富于弹性的多元文体”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余光中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中西文化和语言的个性与差异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性的阐释与把握,而他的散文作品则是对自己理性认知的积极实践与努力验证。读余光中的散文,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一种中西合璧、多元共生之美一一它那缜密的思维逻辑、谨严的语词表达、自如的叙事节奏、开放的篇章结构、酣畅的情意抒发,当然还有那来自异域背景的生命体验,以及幽默的色彩、倒装的句式等等,无疑是西方文化的馈赠,但所有这些所包含、所体现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情趣,却依旧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与文化。正所谓“是民族的,但不闭塞;也是现代的,但不崇洋。” (余光中《云开见月》)譬如:余光中的一些散文作品,如《登楼赋》、 《咦呵西部》等,均传递了新鲜的异域经验,只是此种异域经验的传递,却每每凭借着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典故乃至诗文、晤词的活用和化用,其中包括对汉语特有的双声、叠韵、对称、排比之美的承续和弘扬,从而折现了东方人眼中的西方世界。再如,余光中的散文——像《假如我有九条命》、 《从母亲到外遇》、《日不落家》等等,均不乏西文所擅长的知性,不过这知性又总是伴随着中国式的感性,即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巧比妙喻、灵想奇悟,其结果使西文的优长丰富了中文的形态。至于整体的风格取向,余光中散文更是与“韩潮苏海”、庄子魂魄一脉相承。目睹这一番风景,我们很容易想起作家的“夫子自道”: “传统至大至深,我国的古典传统尤其如此。对于一位作者,它简直是土壤加上气候。” (《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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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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