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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性乡村革命小说的沉与浮


□ 王为生

  摘要:赵树理的小说将民间阅读趣味、文学泥土气息、问题小说意识和乡村革命题材融合一处,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乡村“海派”。赵树理文学命运的毁誉和其文学构成,不同时代政治、文化语境的差异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乡村“海派” “赵树理方向” “文艺黑线” “民间立场” 意识形态
  
  一、乡村“海派”的“呐喊”
  赵树理的小说只有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个历史版图上才能凸现其与众不同及其和新文学的血脉相连。“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借欧美文学的刀“革”中国传统文学的“命”,故翻译文学盛行,对中国传统文学批判激烈。从此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格局。许子东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大致有四条发展线索:一是相信文学能够唤醒民众、疗救社会的“救世责任”的文学;二是坚守艺术本分、坚持文人道德的“文人格调”的文学;三是以鸳鸯蝴蝶派、武侠科幻为代表的“大众口味”的文学;四是自张爱玲始将第二(文人立场艺术尊严)和第三(大众口味市民趣味)线索交织在一起的“私语流言”的文学。第四种文学产生较晚,其读者群则集中于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市民,其文学史地位有日益上涨之势。第三种文学类型拥有大量的读者群,但它流传于民间也消亡于民间,一直为正统文学所鄙视以至无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热潮,大陆文学研究者才开始关注这一类型的文学。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显示了其艺术融汇的独创性和文学观念与高调文学的共通性。
  《小二黑结婚》刚出版时,就有人指出它是“低级通俗故事”是“海派”,这话真是一个精彩的错误。赵树理后来对自己的创作有更为清晰的自评:“例如:农民在传统上也听评书,也听鼓词,也听识字人读章回小说或说唱脚本,也听口头故事,也唱民歌,也看戏;有创作才能的人,也把现实中的特殊人物、特殊事件加以表扬或抨击,添油加醋说给人听,编成歌曲到处传唱。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在的文艺生活,我究竟继承了什么呢?我以为我都照顾到了,什么也继承了,但也可以说什么也没有继承,而只是和他们一块儿在这种自在的文艺生活中活惯了,知道他们的嗜好,也知道这种自在文艺的优缺点,然后根据这种了解,造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但用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东西。”这种“自在”的民间文艺是“通俗”的,虽无“海派”的“洋气”,却有“海派”的深入民心。它们都是民间(都市和乡村)文化的主要形态。陈思和提出“民间文化”这一概念并将其与庙堂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并列,用以阐释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走向,而且将“海派”等都市通俗小说作为都市民间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赵树理的小说就是乡村的“海派”,《小二黑结婚》就是一部乡村“海派”的代表作品。作为新文学招牌性人物的郭沫若、茅盾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赵氏作品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郭沫若以他一贯的诗意语言表达了他的阅读感受:“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舒畅,吐呐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
  范伯群认为评估一部作品是否为通俗文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一、是否与世俗沟通,二、是否浅显易懂、三、是否有娱乐消遣功能。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赵树理的小说,其基本特点与之十分吻合,但赵树理突出的“问题”意识和对乡村人物心理的深层把握,常使其“通俗故事”兼具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文化的反思性。“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赵树理自称其小说为“问题小说”,社会责任感如此强烈,和“海派”们划清了界限。“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他之相信文学能唤醒民众,疗救社会的信念与鲁迅、茅盾、巴金等“五四”主流作家并无二致,只是“呐喊”的重心各有不同。新文学主流作家主要是站在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基石上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呐喊”,赵树理则立于“指导革命现实工作”的立场上对农民和革命工作者加以“启蒙”。由于赵树理对农村现实和农民文化心理的深入了解,他的“呐喊”中也就不免“五·四”之声。《小二黑结婚》讲一对农村青年的自由恋爱故事,恋爱的障碍来自于双方的父母(二诸葛和三仙姑)和一些对女主人公心怀不轨的乡村掌权者(金旺兄弟),在革命新政权的直接干涉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一个现代乡村版的“西厢记”,是“五·四新青年”恋爱悲剧的乡村喜剧版。其中对自由恋爱的颂扬和对封建迷信及父母包办婚姻的批判是典型的“五·四”式主题,而对新政权新政策的歌颂和对封建恶霸的揭露则是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常见主题。《邪不压正》是一篇颇引起争议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仍然是以青年的婚姻为主线,而旁涉四十年代后期北方乡村的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小说展现了贫农(小昌、小宝)、中农(聚财)、地主(刘锡元)和狗腿子兼贫农、流氓(小旦)在时代大变动中的生活与心理,地主的狡猾、中农的彷徨不定都写得深入却不渝常规,真正发人深思的是小昌和小旦。当年的长工小昌成了后来的农会主席,其作派也愈像地主刘锡元:土地、浮财多占,设圈套斗争反对者,原来地主的狗腿子现在又专门为他跑腿。小旦土改前跟着地主土改后随着新政权,无论白旗、红旗都是威风不倒。赵树理有意写出乡村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却无意中传达了和鲁迅借阿Q对农民革命共同的反思结论。反对地主但不反对剥削。阿Q和小昌精神的相像折射出赵树理的“通俗故事”的不同凡响:“山药蛋”中包含着政治问题、隐藏着“五·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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