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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的怀念


□ 黄雪楠

  
  2002年1月8日晚,朴朴来电话告我,他们的爸爸去世了,顿时我泪如泉涌,沮丧地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终因多种脏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走了。那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总想着吕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做出的贡献,他的数以万计的学生对他的爱戴、崇敬和他在各方面树立的榜样。
  记得抗日战争初期,我尚在童年,不懂得革命的道理,只知道传遍祖国大地的脍炙人口的爱国救亡歌曲是多么的激昂,鼓舞人民奋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如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马德里》《射击手之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等歌曲,它们鼓舞我们那一代热血青少年投奔革命,奔往延安,奔往各抗日根据地、敌人后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9月,我被分配到陕西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学习。1939年初,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专门培训抗日艺术人才的学院。那时的延安,到处是歌声的海洋。唱得最多的是吕骥作曲、成仿吾作词的歌曲,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陕北公学校歌》《华北联合大学校歌》《开荒》等和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那优美激昂的旋律和壮怀激烈的歌词至今令人难忘。
  鲁艺云集着从上海、重庆等地来的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戏剧家、舞蹈家,他们都是鲁艺的老师,教导着我们这批热血学子。鲁艺的院长是周扬同志,教导主任兼音乐系主任是吕骥同志。我被分配在音乐系五期学习。
  吕骥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谦逊朴实,正大光明。我对他的回忆实在太多,谨将我最难忘的几件事写出来。
  1939年7月,在罗瑞卿同志的总指挥下,带领延安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包括吕骥同志负责的鲁艺部分师生)一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行军途中,有一天大约在山西兴县境内,吕骥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我行军时常常掉队(跟不上前面的人),组织担心我在晚上过封锁线时跟不上队伍,会使我后面的同志跟着我走错路线,误入敌占区,经组织决定我被留下。听了这些话,我大惊失色,不由自主地哭起来,说什么也不肯留下,一定要走。吕骥同志再三耐心恳切而又严肃地规劝我,我却坚持不肯留下,并保证一定不掉队,不给组织添麻烦,不拖累后面的同志。最后吕骥同志也只好允许我跟大家一块走。但在过封锁线前,他还是安排了两个男同志,一边一个挟持我跑过十几里的铁路封锁线。那晚每个人都不能说话,只有低低的喘气声和轻微的奔跑声,终于,我们冲过了鬼门关,跑到安全地带。一到那里,我就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不停地喘气,汗水如同雨水一般洒落,手也在抖。这时,我才明白组织原来的决定是正确的,要是没有那两位男同志,我是绝对跑不动的,如果导致悔不能改的罪过,真是不堪回首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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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人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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