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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甘青省界纠纷与勘界


□ 闫天灵

  摘要:民国时期,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政区边界矛盾全面激化。 为彻底解决政区边界纠纷和规范管理, 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省市县勘界条例》,推行依法勘界,但效果并不理想,省界勘划尤为艰难。甘青省界临循段勘划因青宁“二马”之争而坠入死局,祁连山段因甘青两省对立而长陷僵局, 夏同段因黄马相争而频生战局,呈全线停滞之势。甘青勘界之难突出反映了民国时期省际勘界所遭遇的政治困境及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关键词:民国 勘界 甘青省界 政治困境

  从中国政区边界演变的历史来看,由于封土建藩、异地垦荒、屯田认粮、改土归流等原因,政区参错不齐和界线混淆不清的问题长期存在。明清时期,以飞地、嵌地、插花地为主要表征的边界乱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妨碍管辖,流弊实深。在封建社会时期,政府的管理事项较为简单,对此总体上以包容为主,未曾彻底予以整理。自清末“新政”开始,政府对辖区的治理日趋细密化。“新政”期间在推行城乡地方自治时,已触及边界整理,但旋随清朝灭亡而中断。民国时期,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政区边界矛盾全面激化,国家开始彻底整理界务。南京国民政府的依法勘界虽取得很大成绩,但远未实现勘齐全国省县边界的目标。

  民国时期的省县边界纠纷和勘界迄今仍是民国史研究的薄弱领域,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关于民国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的省界纠纷与勘界,目前还鲜见有人论及。本文重点对甘青省界纷争进行考察,以期凸显民国勘界在西部民族地区所遭遇的困境。通过对甘青省界问题的透视,可以观察到国家无力西顾情况之下中心与边缘的独特关系,有助于从一个新视角解读民国时期的国家结构与政治特性。

  一、省界纠纷凸显与依法勘界的提出

  民国政府全盘承接了明清政区边界混乱的历史包袱。北京政府时期,除旧有边界纠纷继续上演外,随着政区调整和经济开发程度提高,新的边界纠纷被引发。北京政府为应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加大对蒙藏地区的管辖力度,1913 -1914年下令成立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4个特别区。这是1907年东北建省后全国行政区划的一次大变动。特别区建立后,内蒙古地区过去被蒙汉二元体制掩盖的边界矛盾表面化,陕绥划界案由此发生。绥远特别区成立之初,长城以北伊克昭盟南部晋陕甘三省共9个县的移垦区仍归该三省管辖。1919年1月绥远特别区都统蔡成勋以勘齐疆界为由,呈请国务院将该三省移垦区划归绥远。院令一出,陕北六县组织“争存会”,发起请愿抗议活动。几经波折,1920年10月陕绥划界“暂缓施行”。民国时期,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的农牧垦殖公司日趋兴盛。垦殖公司若开发的是无主荒地或省县内官地,不会发生界争。但若进军省县界区的共有湖滩荒地,界争则不可避免。苏皖丹阳湖这桩省界大案就肇端于1925年安徽两家开垦公司对该湖区滩地的领垦。省界纠纷尽管有追加之势,但北京政府时期因政局混乱,“无统一健全之中央政府以图改革,无完备之法律以资依据”,政府未去主动整理界务,界区人民仍得以在各认其粮、各纳其税的状态中暂且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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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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