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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


□ 刘大先

  摘要: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呈僵化的析解。在文化理念上,长期以来我们遵循多元一体的观念,这是与主流文学学科同构的阐释,而多元共生则是突破既有规范和界限,对被挤压和放逐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兼容,这种文化立场并非是对于多元一体的摒弃,而恰恰是对其不足的弥补。因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对象的丰富复杂与层次性,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并存,且同样活跃,这需要方法上口头诗学与书面诗学的结合,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并进。这些是我们反思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区别于主流/经典文学学科的独特之处的起点,也是开拓其独特发展空间的契机。
  关键词:文化理念 口头诗学 审美研究 文化研究 世界主义
  
  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其实是出于明辨学术史的需要,当然就学科实际来说,任何体系或者学科建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于鲜活的现实的裁减,会限制和约束客观世界的丰富与活跃,具体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更重要的在于深邃、鲜明的个人真实体验和睿智、犀利的剖析与理解,本文之所以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进行检省,只是为了让我们更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呈僵化制度的析解。即如《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所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首先,我将采取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于关键词的那种知识考古,揭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形态当代性,然后在多元一体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分析中既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在晚近的文学理论讨论中被充分注意到),也警惕多元主义绝对化的危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于方法论展开探讨。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
  
  因为熟视无睹,人们对于一个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和建基之处缺乏必要的审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本身习焉不察地形成了一种错觉,仿佛他们是天然生成、不证自明的东西。恰恰在这一点上,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就会发现,不光“少数民族”,“民族”这个词也是一个晚近的概念。在近代民族国家成形之前的“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或“天下一帝国”式国家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其实无从谈起,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它首先是个社会历史建构物。
  当然,从殷周时期就存在了夷夏之别,据《礼记》王制篇记载,相对于殷周的中央地位的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中原华夏族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辨”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孔子从政治统一的观点出发,在《论语》中强调“夷夏之别”;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少数族群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目的是将其同化,达到四夷宾服。此后,“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传统理念之一。经常引于人口的孔子对于管仲尊王攘夷的称赞:“微管仲,整顿其披发左衽矣”,实际上就说明了主流民族对于异族的文化歧视。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尊夏卑夷”观点来抵制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而这些时代“主流民族”本身也是包含了诸多混杂的时分子在内,“汉族”、“神州”、“华夏”、“炎黄子孙”之类词语还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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