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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次学术历险


□ 刘梦溪

我的一次学术历险
刘梦溪

这本书原是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下简称《经典丛书》)写的总序。当时初无长篇大论之想,只不过写着写着,收不住了,竣稿的时候,连同注解差不多有六万字。因此朋友说我是在学梁任公,当年任公先生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就写了五万多字,“篇幅几与原书埒”,结果不得不向蒋书“宣告独立”,自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然则又确有不同。任公先生的序一九二○年十月写就,十二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这篇序完稿于一九九六年二月,如今已过去整整十年。中间不是没有过想出单行本的念头,终因种种缘由而作罢。其实主要是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头到尾重新增补改润。此序文《中华读书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刊载时,就用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以下简称《要略》)的题目。看到的师友以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打来电话或写来了信。至今我保留的信札仍有三十余通。
一九九六年年底,恰好李泽厚从海外回来,他看了文章之后,说不妨开个小会,找几位友人一起议一议这篇文章。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就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在我家中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学术恳谈会。戴逸、李慎之、庞朴、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王俊义、雷颐诸位先生,一一应邀而至。我所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何怀宏、任大援也参加了座谈。可惜王元化先生不在北京,否则我也会烦劳他的大驾。都是有备而来,谈得异常热烈,甚至有争论争吵。下午十五点开始,至十八点半意犹未尽,晚餐时继续谈。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尽管有茶有饭,招待不谓不周,可一定不要指望他们都讲好话。好话自然也有,我作为文章作者和恳谈会招集人,更愿意听他们的攻错,看他们的机锋,当然无须隐瞒,也很愿意看他们吵架。做学问的人抬学问杠,特别有趣。大约一九九四年或者一九九五年,在杭州开会。我当时因写《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正对学术独立着迷,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王元化听后大惊,不待我讲完就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定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
我以为这次谈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家庭的小环境,朱维铮也不在场,不至于吵架。不料谈着谈着语调不对了。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余敦康表示反对,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一八九七年算起到一九九七年,这一百年我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尽管都熟知敦康先生的学术脾气,还是没有想到出口会如此严厉。气氛不免紧张了一下。幸亏李慎之先生及时插话,说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窥视”,大家都忍俊不禁地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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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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