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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外遇


□ 张执浩

就在读到马拉这篇小说前,我刚刚和一位女性朋友通完电话,她在电话中用略带神经质的语气对我说,即将步人婚姻生活的她突然感到非常恐惧,原因是,她发现再过几天就要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缺少应有的激情。“也许他在心里另有其人呢,”女孩叹了口气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不如趁现在及时撤离。”我问她有何证据,她回答说,目前还没有,但迟早会有的。“肯定会有!”她补充道。我不知道该如何劝解她,于是,索性放下了电话。然后,就读起了这篇《怀孕》,越读,我越发现生活竟然与文学如此平行,二者之间居然像赛跑似的,而目的地只有一个。
《怀孕》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准确地说,是发生在这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故事,一个关于爱与怀疑、性与报复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她”因为发现丈夫“他”那晚回家时穿的袜子有些异样,进而敏感地觉察出“他”身上散发着来自另外某个女人身体的香水味。随着疑虑的扩散,“她”陷入了茫然和焦虑之中。作者以平静的语调若无其事地推动着故事的进程,从而使这样一桩司空见惯的家庭婚姻”事故”摆脱了生活预先设置的巢臼,使故事具备了撑破生活那层薄膜的扩张力。“她”没有像我们身边的那些女人一样去穷究婚姻出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费尽心思地寻找丈夫身后的那个神秘的女人,而是平静地走向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她”找到了那位年轻的妇产科医生、然后从容地委身于这个“牙齿洁白”的年轻男子……虽然离奇,却也合乎情理。这个故事的高潮并没有像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出现在孩子出世的那一刻,在我看来,如果果真存在那样一个所谓的“高潮”的话,那么,这个高潮应该存在于孕妇的体内,在漫长而迟缓的胎儿变异期里,一个新生命的即将到来伴随着一场事故的发生,孕育是伏笔,而诞生是必然。于是,日常生活的挫败和沮丧感就成了我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事情。作者在设置故事的构架时可谓颇费心机,故事中的时间既是线形的,同时又是跳跃着的,有时还是回形的。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只是为了为我们混淆的庸常生活尽力清理出一个头绪来。然而,我的疑虑依然存在,因为这根预先裸露在故事之外的“头绪”或许正是生活早已埋设好了的导火索。由此看来,我们过去关于文学高于或低于生活的所有论断并非一剂灵丹妙药。写作者的真正的药方早就被生活开列出来,存放在某扇药柜门内,只是看你能否发现它,并相信它能够医治我们的痛感。从这个角度来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所疑虑的那个把香水气味传递到她丈夫身上的神秘女子,那个所谓的外遇,既可以具体为某个人,又可以扩散为生活本身。作者敏感地抓住了“她”,于是就抓住了这个故事的核。
对于人头攒动的文坛来说,马拉无疑是个新人,但对于我来说,他应该是故交了,虽然他年幼于我许多,但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平等交流。这个刚刚步出大学校门不久的男生具有两副以上的面孔:一是作为小说作者的“马拉”,一是作为诗歌写作者的“木知力”,而在这两副面孔之外的,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真身“李智勇”。我曾以“过来者”的身份告诫他:任何优秀的作家或诗人都应该是有来历和出处的,如果他是天才,他就应该用作品告诉我们,他与上天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对他说过多少次类似的”警句”了,但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这些话纯属多余。这位新近获得了(上海文学)“新人奖”的年轻小说家,他似乎很快就掌握了一套属于他个人的写作秘籍,而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秘籍呢?为了能够更清楚地把握他的内心世界,我又重新阅读了他获奖的那篇《风筝》,以及他临出校门时写就的那篇后来发表于《青年文学》上的《非非之死》,通过对比,我发现,马拉天生就具有融入生活的能力。如果说《非非之死》所表现出来的学生气息还显示出了作者对生活对社会的隔膜甚至抵触之情的话,那么,到了《风筝》这里,就只剩下了对美好感情的追怀,尽管其方式是那样的凄婉决绝!
是的,融人生活并不时地跳出生活的教条,作一番冷静的观察和思考,这对一位年轻的小说家来说是必要的。现在,马拉已经在这样做了,至少在这篇小说中,他向我们展示出了他在处理生活中各种纠葛上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世故和圆滑的方式和腔调,而是采取了一种委婉迂回的手段。我深信,这样的能力不是躲在斗室内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作者在与生活遭遇之后所做出的慎重的选择,就像故事结尾处写到的那样:“她看了看丈夫,他还在哭。摇篮里的儿子看着这一切,只有他还是安静的,一言不发,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故事讲述到这里,苦涩已经摆脱了苦的滋味,变成了生活本身,空荡,寂寥,无悲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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