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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关余危机与广州大本营外交之嬗变


□ 张 生 陈志刚

  摘 要:192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州大本营发动关余争端,欲以此为契

  机获得西方的支持和承认,但列强的冷漠和威胁使孙中山的“敏捷外交”陷入破

  产境地。内外交困的广州大本营,不能不做现实考虑,与苏俄接触。1923年关余

  危机,最终促使广州大本营的外交发生改变,孙中山放弃一味青睐西方列强的想

  法,转而开始联俄革命。

  关键词:关余 广州大本营 外交 孙中山 苏俄

  源于1918年的关余问题,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改订新约”和争取关税自主运动,其间与孙中山有关且重要者,为1918年、1920年和1923年的三次争拨关余斗争,即关余危机。史学界对此多有关注,举凡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的外交史、海关史和孙中山传记等,均对此有所涉及。①其中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文关系本文主题,②在阐述关余危机与孙中山外交政策转变的问题上,留给后学研究余地。

  事实上,孙中山在1923年不但与苏俄交好,而且积极与西方国家联络。但是多年渴求西方支持的孙中山,却在1923年下半年主动发起了一场针对英美列强的关余事件。孙中山断然揭橥“以俄为师”的大旗,是孙中山早有联俄定见,还是试图通过联俄来牵制西方以达其所愿?就历史观察者的后见之明而言,1923年不啻为广州大本营外交史上新陈代谢的关键时期,那么,有关关余危机的外交交涉,在这一新陈代谢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关余危机与孙中山的谋略

  所谓关余,乃“关税余款”或“关税盈余”之简称,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一特殊名词。按照孑L祥熙的说法,关余有两层含义,其间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最初指偿付了1900年前所有外债之后的余额,用于支付庚子赔款。但是,当时海关税收除偿付所担保之外债外,余数不多,关余之称有名无实。后来随着银价上涨,各项金债之银币成本大大降低,冉加上贸易日益发达,税款水涨船高,到1917年,海关税款除了偿还外债及赔款外,还有剩余。“关税情形既如此变化,民国三年间所谓关余之解释,自成陈迹,实亦与事实不符。于是遂有第二种解释之发生。自是关余字样,乃指海关税收净数。除按照原来条约及合同之规定,于偿付担保之外债及赔款后所余税款而言。”关余始名实相副。从这一年起,由列强驻华公使组成的公使团授权总税务司向北京政府支付关余。

  1 918年,经公使团同意,南北达成协议,决定关余按13.7%的比例拨付广东军政府。此后,北京公使团均按此比例如数拨付广东军政府关余。1920年3月孙中山迫于南方军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离粤赴沪,北京公使团随即以“避免助长内争”为由,停拨关余,交由总税务司代为存储,“不同意将原属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①后来甚至把这部分关余拨充内债基金。1920年11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后,要求继续按原定比例拨付关余,被北京公使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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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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