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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阊散文两题


□ 王充阊

  不能忘记老朋友
  
  一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別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做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官。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内政外交,内忧外患,长年累月超负荷的繁重公务,严重地损害了周总理的健康;而“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重重设障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更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这种长期、持续、强烈的“孤树加双斧”般的折磨与摧残。生生地把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拖垮了、累倒了。尽管他以永生不知疲倦的钢浇铁铸的硬汉著称,尽管他有无穷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最后也不得不在疾病与死神面前败下阵来。
  已经广泛转移的恶性肿瘤,时刻侵蚀着他的内脏与肌骨,消耗着体内的营养物质,使他的身体虚弱至极。原本1.73米的伟岸身躯。最后形销骨立。只剩下了30.5公斤的体重。住院20个月,经过大小手术13次,输血89次,浑身上下插满了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以致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躺在病床上,他的胸部微弱地起伏着,颧骨高商隆起,苍白的脸庞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眼睛深陷着,再也见不到往日那发光闪电、炯炯有神的异彩。长时间没有理发了,花白的头发稀疏、蓬乱,胡须几乎遽蔽了嘴唇。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托人带信要过来“做活儿”,可是。总理一再推辞,说:“看我病成这个样子,朱师傅会伤心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多谢了。”
  总理的头脑依旧非常清晰,思维十分敏捷。面对已经叩响生命丧钟的死神,他态度安详,坦荡自若,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知道生命属于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便抓紧这最后的有限时光,安排好各项重要工作。大到取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选定邓小平为助手,统筹四个现代化,遍及经济、科教、外交、军事的“全面整顿”,小到文件的归还、死后骨灰的处理,一一作出最后的交代。
  1975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铓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遭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着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膏长。可是,待罗膏长匆匆赶到三零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干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倣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十五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总理多次同他谈过,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一位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挽救了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中华民族促成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谈判代表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立刻警觉起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保证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安全。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膏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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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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