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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服务中心二十年


□ 刘芳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熊景明 口述 记者 刘芳 采访整理

    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海内外学者,大概少有人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中心被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04年,在庆祝中心成立4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开篇即感叹:“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拥有这样感慨的学者远不止他一人。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心着重邀请大陆学者前去访问,今天内地许多大名鼎鼎的优秀学者几乎被“一网打尽”。担任助理主任已20年的熊景明,将其中一些学者称为“国宝”。而她自己,则因独到的学术眼光和专注的职业精神,被来访的学者朋友们戏称为“熊猫饲养员”“学术媒人”。

  ——编者

  中国研究学者的必到之处

  中心于1963年成立于香港,在西方学者不能进入中国大陆的年代,大陆好像被帘幕遮着,而香港是最靠近它的地方,可以听闻帘幕内漏出来的点滴信息。中心的本意是为海外做中国大陆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基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作为汉学家的前港督卫奕信,早年都曾经是中心的常客。

  中心成立之初,由学者们四处奔走,找这样那样的基金会支持,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成了中心的主管单位。这个协会本身没什么钱,所以中心每年最困难的依然是筹集经费。1983年,职员中有中心关闭或搬到美国的传言。有一回,香港大学来人丈量房子,据说他们要资料不要人,我们心中忐忑。直到1988年,终于由香港中文大学接管了。

  很多人问,你们为什么叫“服务中心”,怪怪的;为什么不叫中国研究中心?中心的主任关信基教授回答得很巧妙:“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有人希望它变成研究中心,我自己并不以为需要改变它一贯的职能。

  中心的优势是存有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期的大量资料。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中国这么大,要做的事无穷尽。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收集 (也在老天保佑下),使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成为世界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必到之地,就很可以了。至于中心做出了什么贡献,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中心资料收藏的定位是第一手资料,以报刊杂志为主。最初搜集比较多的是《人民日报》《瞭望》《红旗》这些能从大陆出来的报刊,也有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组织翻译成英文的一部分大陆报刊。当时,香港还有一个“友联研究所”,做大陆报刊的剪报。“友联”离我们不远,中心图书馆负责去借阅来访学者需要的剪报,每月支付几千元借阅费。“文革”期间省、市级的报纸都禁止流入香港,他们的剪报范围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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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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