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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生态散文的兴起


□ 赵树勤 龙其林

  内容提要:《瓦尔登湖》是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参照。它启迪中国作家开拓散文创作的新格局,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入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佳境的表达、恢复了语言的有机性和扩展伦理观照的范围等方面。中国作家在吸收、融合《瓦尔登湖》的生态思想的同时,也对作品存在着各种误读,其根源在于接受主体的定位不同,导致了他们在接受异质文化时存在着不同的途径,为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传统文化资源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范本。
  
  外来的文学影响对于任何阶段的文学革新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或者从思想上刺激接受者的观念更新,或者提供崭新的内容启迪与艺术观照,从而促进不同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问题在于,作为外来文学影响接受者的作家们并非单一的客观存在,他们对于异质文学资源进行考察、吸收和选择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的发展历程中,《瓦尔登湖》是一个重要的外来文化参照,中国作家对它的接受、选择,融合抑或误读直接影响到此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因此,考察中国生态散文与《瓦尔登湖》的关系,指出作家们接受异域文化影响的途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西生态文化对话的内容,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一
  
  中国作家对于《瓦尔登湖》的接受经历了曲折。1949年,徐迟翻译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但出版之后并未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直到1982年,徐迟重新校译、出版的《瓦尔登湖》才终于赢得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认同,从此这部经典作品不断获得再版的机会。这种变化折射出时代思潮和文化语境的变迁。梭罗创作《瓦尔登湖》的19世纪中期正是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期,他敏锐地感觉到现代文明对于自然生态的侵袭,因而倡导回归自然、简朴生活的理念。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工业文明对于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相似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语境,使中国当代生态散文作家们对于《瓦尔登湖》怀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是二者进行文化交流与精神对话的基础。
  中国当代散文曾长期陷于传统现实主义观念的束缚,虽然也出现了大量表现自然环境、勾勒山川草木的作品,但是它们并未跳出借助自然景物抒情言志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自然还不具备主体的价值。《瓦尔登湖》的引介,使中国作家开始意识到,自然不是匍匐于人类脚下的客体,而是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散文创作不仅可以表现人心、描写社会,而且可以聚焦生态、以自然为对象。长期以来束缚散文创作的教条观念被逐渐地打破,作家们开始怀着一种超越性的眼光看待自然事物,努力倡导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中国作家们的生态思想意识受到了激发,文化传统中的自然情结得以朝着生态方向转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散文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含量。苇岸对于《瓦尔登湖》情有独钟:“《瓦尔登湖》是我唯一从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籍,以纪念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对我的写作和人生的‘奠基’意义”,“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张炜也对这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理念是美的,因为饱受现代病摧残的当代人,越来越明白过分地消耗资源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恶果,明白我们自身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有了这样的思想积累和创作定位,中国当代散文开始由聚焦社会、人心向关注自然、表现大地转变。
  中国当代生态散文较之于此前的散文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作家们对于自然现象不仅有着细腻的描绘,而且还体验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佳境。中国作家在与自然的交流中意识到了大地蕴含着的健康本性,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观察自然,努力和自然融为一体。苇岸带着敬畏的心灵感悟自然,与自然进行灵魂的交流,渴望自己能够重新融入其中:“看着旷野,我有一种庄稼满地的幻觉。踩在松动的土地上,我感到肢体在伸张,血液在涌动。我想大声喊叫或疾速奔跑,想拿起锄头拼命劳动一场。”在苇岸这里,大地对他有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在《土地道德》、《去看白桦林》、《一九九八廿四节气》等作品中,苇岸坚持从对自然环境价值的观察人手,细腻地表现自然界的事物,以一颗平等之心看待大地和一切生命。韩少功则将家建在汨罗入溪峒,长期过着一种半隐居的生活,以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抵抗姿态宣告了现代化神话的破产。作家在乡村隐居生活的实践,证明了回归自然、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可能性。在《扑进画框》、《耳醒之地》、《cULTURE》、《藏身人山》等作品中,韩少功对于人们疏离自然、物欲膨胀抱有相当的警惕,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正在鼓励人们弱化对于自然的敬畏,人类只把自然视为开发的目标。韩少功直抵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认为是人类自身的精神缺陷和欲望膨胀导致了生态恶化的现状:“如果大家都少一些愚昧和虚荣,少一些贪欲,这些非必需的产业就不攻自破,不限自消。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建设绿色的生态环境,实现一种绿色的消费,首先要有绿色的心理,尽可能克服我们人类自身的某些精神弱点。”作为一种回归自然和反抗物欲的生活方式,隐居在韩少功的作品中具有了丰富的精神能指,它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范畴,而成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象征。其次,当代生态散文重新恢复了语言的有机性,通过呈现出自然的本质力量,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天然亲近。这种保持人与自然交流、沟通于双方之间的语言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无机化语言,而是洋溢着大地芳香、借助自然事物进行表达的有机语言。这样的文字“本身仿佛是活的,富于质感和血温,思想不是直陈而是借助与之对应的自然事物进行表述(以利于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体现了精神世界人与万物原初的和谐统一”。当代生态作家们意识到了语言与自然、人类精神的隐秘作用,因而在表现自然时坚持用这种浸润着大地气息的文字加以有机地表现。在王开岭看来,人类不仅破坏着自然生态,同时也在损害着下一代的幸福。为此,王开岭感受着来自自然的脉动,像农夫播种般地耕耘着语言的田地,使之与大地保持着精神的关联:“儿童的想象力已不再寄予大自然,其感官和蜡笔已不再投放在湖泊、花草、树影、动物身上,这是一件多么可叹的事。要知道,孩子的肢体与心灵应是和大自然最亲近的,大自然应是儿童最优美的老师、最健康的乳娘,除了教会他最生动的常识,还教会他善良、诚实、慷慨、勇敢和一切美的天性……”王开岭的散文语言饱含着自然的温情,质朴而厚重。古岳在散文作品中也极力推崇这种有机性的语言,力图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契合关系。在有着“东方《瓦尔登湖》”之称的散文集《谁为人类忏悔》中,古岳饱蘸深情地描写春天雨后田野上的声音:“走在春天雨后的田野上凝神聆听时,你就会听到一种如泣如诉的声音,那是泥土与大自然之间的倾心交谈。那声音会汇成美妙的天籁流进你的血管,渗透到你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里面,让你感觉生命的美好与大自然的和谐。”在古岳这里,语言散发着一种来自泥土的天然气息,他试图通过恢复语言的天然性以使读者领悟自然的魅力。第三,当代生态散文作家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出发点,将自然界的其它生命纳入到伦理的观照范围,主张实行素食主义,善待动物。出于对自然界动物的爱惜和敬畏,使张炜在《绿色遥思》中对于屠宰动物、残食生命的行为发出了泣血的控诉:“谁在美餐的时刻想到动物在流血、一个个生命被屠宰呢”;“你可能喜欢它们。然而这一切都被牙齿粉碎了。看来心中的一点怜悯还不足以抵挡口腹之欲”。怀着这种愤慨,张炜也对自己进行了反省和批判,他发现自己与大多数人同样伪善,一方面意识到了动物生命的宝贵和可爱,一方面又无法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作家相信最终矫正人心的、深远的力量潜藏于人们的灵魂之间,只有在尊重自然界生命价值的基础上,人类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局限,走向一种生态伦理。韩少功同样表现出对于万物平等观念的认同。在谈及人与动物的关系时,他既对于动物们的宽容与友善充满了感激,又为自己以及人类残食动物的行为充满了愧疚。在《感激》一文中,作家设想自己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的经历,将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但是这些感激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动物,其中包括猪、老鼠、蛀虫、蚊子等。作家怀着忏悔意识写道:“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他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面对自己欠下的动物命债,作家找到了偿还的机会,即大自然通过赐给人类以死亡最终停止人类对于动物的残害和利用。韩少功以预言式的方式劝告人们善待动物。努力减少不必要的生命损害,维系自然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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