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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铺子》:屹立在峰顶的精品


□ 朱安平

1986年春,香港举办了一次世界电影史10部杰作展映,《林家铺子》作为惟一一部中国影片入选,与《战舰波将金号》《公民凯恩》等巨片赫然并列。这部影片在其诞生的1959年就被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代表了新中国电影起步后第一个十年的最高成就,有“屹立在峰顶的艺术精品”之誉。

夏衍偿夙愿

1958年初,夏衍在一次会议上提议改编茅盾的《林家铺子》,并当场询问各厂负责人:“你们谁准备拍这个剧本?” 此时尚未看过原作的北影厂长汪洋,听了这话赶忙找来一读,不禁为夏衍独到的眼力叫绝。这篇小说不但题材好,思想深刻,而且容量适中,正好够拍一部故事片。在与导演水华商量之后,他马上找到夏衍,表示北影决心拍这部片子。夏衍笑着拍了拍汪洋已腆起的啤酒肚:“早就知道你的胆子大,没问题,一个月之内将剧本交给你。”时值全民“大跃进”如火如荼,身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夏衍,主管着艺术和电影两个部门,还兼任了文化部大炼钢铁指挥部主任,但他还是准时交出了剧本。
其实,将茅盾名作《林家铺子》搬上银幕,乃是深藏于夏衍心底的一个情结。他曾自述从学习写作开始,就是茅盾作品的读者,特别喜欢其短篇小说。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曾把茅盾的《春蚕》改编为电影剧本,接着还打算改编《林家铺子》,但因听说已经有一家电影公司把它列入摄制计划就搁置了。相距20年后能有机会实现自已的夙愿,令夏衍欣喜不已,专门请了创作假,集中精力投入这一心仪已久的再创作。
小说《林家铺子》毕竟写于1932年,描述的是当时江南杭嘉湖地区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林老板,在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的社会背景下,虽再三苦苦挣扎,但在黑暗势力的盘剥下终于破产的故事。如何使电影缩小、甚至消除原作由于时代变迁而在今天观众的思想感情、心理上所形成的差距,是改编的一件颇费心机的事情。其中特别表现在对主题思想的新的合乎情理的阐发,以及对主要人物林老板的阶级分析上。当时曾有人担心,在我国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派运动之后,改编《林家铺子》这样以描写解放前中小资本家受压破产为题材的作品,让资本家来当“主角”,可能要冒风险。夏衍却认为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改编成电影这样极富大众性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而且他也从整风鸣放过程中,了解到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工商业者的思想动态,因而觉得“把《林家铺子》作为一面镜子,让今天正在改造中的工商业者回忆一下过去的那种‘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也许是有益处的。”
《林家铺子》:屹立在峰顶的精品图片1
征得茅盾同意,夏衍在改编中突出了林老板的双重性,既写了他作为“小鱼”被“大鱼吃”的一面,又写了“小鱼吃虾米”的另一面。此外,还增强了林老板女儿明秀的亮色,把她处理成一个与父亲思想上有距离的爱国进步青年,让她参加学校同学为宣传抗日而上街喊口号、贴标语的活动,割爱了原作中有长期胃病的林太太经常有“打呃”习惯动作的细节描写,避免因此引起喜剧效果,而抵销某些规定情景的悲剧气氛。为突出江浙人家过年特定气氛,剧本中精心安排了旧历年茶几上供着裹红纸圈的水仙花、摆着小福桔的小茶碟

水华“化身神游”

拍摄《林家铺子》是夏衍与水华作为编导的首次合作,影片的成功证明两人在政治、文学、美学、艺术等方面的素养是颇为接近的,尤其是所追求与体现的凝炼、含蓄、深沉、隽永的风格极其相似,为打造这部高晶位的经典之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编导如此和谐默契关系的形成,很大程度赖于水华的主动“磨合”。水华对于选题非常严格,常常挑来捡去不易决断,而《林家铺子》却一眼看中,用厂长汪洋的话“一拍即合”,是水华凭直觉就感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跟自己的创作个性十分契合。后来他在谈及《林家铺子》创作时曾坦言,当时领受这一拍摄任务时还没有看过小说,待到读了作品不禁“凉了半截”,自己是学生出身,对小城镇的生活虽然有所了解,但不熟悉商人,不了解怎么做买卖,于是他特意读了很多有关的书,拜访很多有关的人,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随着相关的学习、采访等拍摄准备工作的深入,水华对《林家铺子》原著和改编本愈加敬佩I特别是刚开始接触作品时,水华心里也曾泛起过是否“平淡了一些”的念头,但在反复仔细琢磨后,才省悟到其内蕴不仅是丰富多姿而且含蓄深刻,逐渐体会和把握到它是一部丰富而深刻地反映我国30年代初期灾难深重的社会缩影的作品,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具有高度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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