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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第12期,总第201期——文事近录



  殖民宰制与发声可能
  
  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香港文化研究》发表罗永生的《香港后殖民论述再定位》。罗永生在论及“殖民宰制的复杂性与发声的可能”时认为,长期的殖民压迫,以及在政治及经济层面上不断更新和重组的全球性宰制关系,已不断冲击被殖民者的文化再现方式以及自我认同的确立。但将这种殖民主义的影响单向地看成无所逃遁的“东方论述”,似乎封杀了各种文化政治的可能性。殖民开发的历史,以及后殖民世代全球秩序的重组,实质上充满着多向度的文化冲击经验。奴役、迁徒、移居、歧视,通通都包含统治与反抗互相交缠的经验。含混的文化撞击经验,体现在含混、矛盾经验当中的是“殖民——当代”那种单向、单元地同化,整编异类的企图如何失败,也显示出反抗的多向迂回性质和吊诡关系,而其中包含着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的争持。维持殖民主义的宰制关系,在于延续殖民主体的塑造。殖民论述的宰制功能,在于透过铸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令后者只能以前者的自我形象的方式被建构起来。要真正破解这种殖民关系,他者的异性就要逃离总体化的知识体系运作的网罗。被压迫、隐没的殖民他者有无发声的可能?罗永生认为,后殖民社会和各流徙社群的复杂文化撞击经验,突显了问题的错综性质,当那些被排挤、遗忘、扭曲的声音争取发言的机会时,发言者就要从争持过程中确立一种身份认同和发言位置。但现实中,身份认同和发言位置往往都是既存强势体制所界定的。在全球性的阶级、性别、种族等不平等仍大量存在的事实下,界定身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抗争过程,被边缘化的弱势他者事实上在很大程度内只能按强势集团为管理危机、消融反体制的挑战而划定的位置去争取发言。今天了解殖民宰制关系,已不能套用以前的军事、政治控制模式,也不能单从经济上的新殖民依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来了解,特别不能简单套用“压迫者——被迫压者”的二元模式,应该具体、个别地澄清在族群、团体、性别、个人等多重层次的压迫关系。过去的“非殖民地化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政治上赶走了殖民者。由于被殖民者的反抗身份,都是在殖民者投射的自我形象中建构,独立后的国家政权,往往实质上只是参与重组新的跨国集团,重划殖民压迫的文化政治版图,在基本本质不变的文化资讯和学术宰制秩序下,衍生新的殖民统治代理人。所谓的民族独立、非殖民化历程,其实是一个从未完成的计划,而关键在于旧的反殖抵抗,每每只是新的殖民地本土精英意欲取旧殖民者之位而代之的努力。这些反殖运动的先锋分子的反对政治,绝大部分都是按殖民者那套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镜像倒影来建构。其思考及实践的逻辑,往往只是再制重演占霸权地位的殖民论述所界定的社会及文化关系。
  
  道德理想主义的误区
  
  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东方》发表陶东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误区在哪里》,称文坛“二张”(张承志、张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首领,道德理想主义针对当前社会的文化道德震荡而出现,陶东风称当今的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特点,一是把道德理想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被认为是评价该社会唯一的尺度。这种以道德优先性原则评介社会,往往走向对物质文明甚至历史进步本身的激烈否定。二是其理想不是指向一种合理的政治或经济建制,也基本不涉及社会存在或物质生存层面,而是指向一种道德状态或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价值、人格操持的坚守。它把目标指向一种高标准的、超越的、准宗教化的道德,是以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否定为起点的。陶东风认为,大多数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对于现代性的价值系统持一种不太自觉的、缺乏理性色彩的双重态度。几乎很少有人会为原来的专制政治、为文化专制主义辩护。他们仍然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而这种批判实际上正是得力于现代性价值系统中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的政治选择与文化取向。他们并没有背弃八十年代的精英传统,但对现代化价值系统的另一方面,即工业化、世俗化、多元化、城市化、市场化、技术主义等,又采取了激进的抵抗立场。这种抵抗的基础与出发点即他们的道德激情。陶东风认为,道德理想主义的盲目性与危险性首先来自其对当今中国的道德理想、作家人格与人文精神建构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判断上的偏颇。中国当今的文化价值建构、人文精神建设其实都处于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其中对人文精神构成威胁的主要力量至少有: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文化(或叫文化专制主义)、商业主义文化、技术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三元,即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文化中,政治文化仍位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都在政治文化的制约语境与许可范围内艰难地存在,而且呈现出与政治文化相妥协的明显倾向。道德理想主义在部分合理地批判与拒否文化的商业化、技术化、物欲化、平面化的同时,却不恰当地忽视与回避了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警惕,而把商业文化当成了自己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敌人。好像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彻底、典型的商业社会、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中国文化的主要威胁与危险只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技术主义。这是对中国文化语境的十分危险的误读。陶东风还认为,对于一种拔得过高的道德理想的过分迷恋、执着,会导向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一元、排他倾向,独断甚至专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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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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