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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到底在哪里


□ 傅蔚冈

  特约作者 傅蔚冈

  “原罪论”是部分公众的歧视,道德风险则是某些市场专业机构的歧视,大局观则是有的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歧视

  从经济总量上看,民营经济

  已经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CDP、税收还是就业人数来看,它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在不少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民营经济的总量已经占GDP的90%以上,就业人数和纳税数量更是可观,真正成为了《宪法》中所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并不意味着民营经济已经和国有经济平起平坐。社会中针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隐形和显性的歧视几乎无处不在,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国务院及各部委要不时发布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文件,远如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近有铁道部、卫生部分别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和《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这一切都说明,正是社会上存在着种种针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才使得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各种文件来强调民营经济的重要性。

  那么,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到底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所谓的歧视,除了直接的区别对待——国有企业被定位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且“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而对于民营经济,只能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在很多领域,民营经济是法律不允许存在的,国有经济则是需要“巩固和发展”。

  文字上的差异可以通过修改法律而予以消除,隐藏在部分公众内心深处的歧视则一时难以抹平。实际上,民营经济现在还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的歧视的。那么,部分公众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原罪论”。原罪可能是针对民营经济最常见的一个批评。所谓原罪,大意是指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大都有与当时法律法规不符合的行为。此类的不法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身份的不合法,即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就不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所以就有各种各样“戴红帽子”的现象;二是民营企业在诞生初期,往往存在着诸多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等行为。

  在我看来,有关原罪的各种指责实在没有意义。如果是因为身份的不合法而产生的民营经济,实际上这笔账并不能算在民营企业身上,而应该反思当时的制度。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正是计划经济的失败,才使得这一体制下的农民被迫通过“摁手印”的方式来改革。从这个意义而言,这是当时制度的原罪,而非民营企业的原罪。

  至于说早期的民营企业存在着各种与当时法律并不相容的行为,并因此将民营企业贴上原罪的标签,更是离题万里。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初期,确实有不少企业存在着此类行为,但是,这要看这些行为是不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区别对待。假如已经受到处罚,那么并不可以以此过错来否定民营企业的其他行为;假设政府并未因为这些行为而处罚相关企业,这应该还是行政的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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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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