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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中心的他者:“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 宋光瑛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糅合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的若干观点,对20世纪中国“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电影”进行了重新解读。通过分析银幕上所显影的一个特殊时代的女性形象,试图探讨在阶级与性别相重叠的革命话语中,女性主体如何被边缘化、他者化,并最终成为政治符码和性别神话的角色。
  关键词 革命样板戏电影 文革 女性形象
  
  “革命样板戏电影”的诞生与20世纪60年代京剧革命现代戏的改革实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伴随着“样板戏”的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电影”分三批出炉:第一批的八个影片包括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1970)、《红灯记》(1970)、《沙家浜》(1971)、《奇袭白虎团》(1972)、《龙江颂》(1972)、《海港》(1972—1973)和两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71)、《白毛女》(1972),这八部影片共同打造了“革命样板戏电影”的黄金时代,成为政治环境中所形成的艺术真空地带的幸运儿,也成为一个时代别无选择的主流文化的代表;第二批有两部影片:《杜鹃山》(1974)和《平原作战》(1974),它们被搬上银幕时“文革”已接近尾声,“革命样板戏电影”不仅在数量上锐减,艺术上也呈强弩之末;最后一批包括两部舞剧《沂蒙颂》(1975)、《草原儿女》(1975)和一部京剧《磐石湾》(1975),这几部“革命样板戏电影”拍摄完之后,勉强上映,反响平平,再难重现当年的风采。此后,“革命样板戏电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看来,“革命样板戏电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仅从名字我们就能领会到它的多义性:“革命”二字先给它贴上了政治与文艺相结合的标签,而“样板戏”是以传统戏曲样式表现“工农兵”题材的大胆尝试,它与“电影”的结合又创造出一种“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艺术形式。此外,“三突出”、“四字诀”之类的艺术教条又给它蒙上了一层荒诞色彩,它所表达的极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亦使其自身存在着无法掩盖的裂隙——“革命样板戏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形成了一个“文化专制与艺术精致集于一体”的高峰。
  本文不打算对“革命样板戏电影”做全面的研究,而是选择一个特殊的视角——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批评方法试做若干阐释。
  
  一、性别符号与女性的命名逻辑
  
  “革命样板戏电影”塑造了一批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而以女性为第一主人公和叙事中心的影片就占一半以上,这些主要是“工农兵”身份的女性,虽未能覆盖全部阶层,但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主体力量,她们的行动和表现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性别观念。因此,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说,“革命样板戏电影”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它所呈现的性别观念不仅在当时深入人心,对此后几代中国女性的现代性认知也影响深远。
  从形式上看,“革命样板戏电影”主要结合了两种艺术:京戏和芭蕾舞。它们来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在艺术的程式性和写意性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并且都具有符号化的审美取向,如京剧行头、脸谱的程式化和芭蕾舞角色强烈的表意作用(如白天鹅与黑天鹅),这种符号化表征与“革命样板戏电影”本身的概念化、仪式化特征无疑是暗合和同构的。“革命样板戏电影”本身无法逃脱“文革”时期特殊的传播模式的影响。在“文革”时期,“红宝书”、“毛主席像章”等物品都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仿佛这些符号本身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对这些符号的信仰和依赖使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符号化思维,因此在“革命样板戏电影”中出现了一些相当固化的符号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符号作为一种能够代表和暗示其自身以外的意义的东西,又被视为一种错觉的艺术,因为其自身意义的模糊和不确定必然导致歧义的表达和理解的多种可能性,它们的传播和接受也不可能是对等的或静止不变的,这就为我们重新进入“革命样板戏电影”寻找和解读其中的符号提供了空隙和途径。
  面对“革命样板戏电影”这个以“战斗”和“劳动”为叙事中心的、以“国家”和“阶级”为主要架构的文本,我们的读解途径是先分析革命话语对女性服饰符号的拣选和操控。服饰一旦融会于历史的潮流,它本身就会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如“文革”时期红卫兵身上的草绿色军装,走资派头上的大高帽,无疑都有着特定语境下的象征意味。在读解“革命样板戏电影”的女性形象时,服饰符号自然是不容错过的重要符码。那一个个或引人注目或暗淡无光的服饰符号,不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美和时尚,反映出主人公的社会阶层和个性差异,更折射出女性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追求或身份处境。
  1.红头绳。在“革命样板戏电影”中,头上扎着红头绳的女性主要有这样几个:喜儿、李铁梅、常宝、小英以及入伍前的吴清华,我们很容易找到她们身份上的共同点——未婚、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作为一种女性装饰品,红头绳已经不可能再简陋了,它本身不仅代表对美的追求和向往,还诉说美之外另一层含义——贫穷。在当时以成分、出身界定个人身份、地位的时代,还有比这更好的身份证明吗?于是,样板戏里的年轻女性纷纷扎上了“红头绳”,对于“革命样板戏电影”来说,也的确没有比“红头绳”更恰当的女性饰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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