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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视野中的钱柳因缘


□ 吴正茂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倾其余生十年之力,著就《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自然引起学界极大兴趣。有关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和《别传》史学创获的论述颇多,本文关注的却是,如何从礼法的视野看待历史上的钱柳因缘?
  从该著作的原名《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以及现在我们见到的《别传》内容来看,可以说该著作仍然是以钱柳因缘为其核心而展开考证和论述的(有关复明运动的第五章除外)。其实,无论是钱柳的交往和婚姻,还是之前的柳如是与宋徵舆、陈子龙等人的交往,都属于“士妓婚恋”的范畴。但士妓婚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显隐浮沉的变迁过程。其盛衰变化,与当时的相关礼法制度和观念密切相关。明代以前,法律特别是实际司法对官员士大夫阶层与妓女的交往干预较少。虽然唐律中就有“良贱不婚”的规定,但毕竟不是专门针对士妓婚姻而设,而且对士妓之间婚姻以外的交往行为,并无明文禁止,制度和观念上都体现出比较宽容的态度。这在杜牧和李商隐等人的诗中,有鲜明的反映。而且,由于当时发达的官妓、营妓制度的存在,反而为士妓交往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和便利。如唐代营妓“女校书”、女诗人薛涛与众多官员士大夫交往之例。
  在婚姻方面,唐代法律对官员士大夫娶妓为妻虽无明文禁止,但如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所言:“唐律无文,以系绝无之事也。乐人、娼妓均系下贱之流,官吏纵无行,何至不知廉耻,向此等人家行聘娶之礼乎?即有私纳以为妻者,照以婢为妻、以妾及客女为妻论断可也。”依此说,唐传奇《李娃传》中“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应是不切实际的向壁虚构而已,而《霍小玉传》中的始乱终弃倒是比较符合当时礼法制度的事实。这是针对娶妓为妻而言的。在唐代,纳妓为妾还是比较常见。加之当时家妓制度盛行,纳妾与蓄养家妓在实际中恐怕也难以区别。
  宋代相关的法律,大体上是唐代的继承。虽然也有官员狎妓禁令的记载,但从宋词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当时士妓之间的频繁交往。宋代似乎已有官员士大夫娶娼之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有处分“公车士人娶官妓”的违法娶娼判例。然而实际上,即使是朝廷品官娶娼的例子也并非罕见,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要算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的故事了。元代法律中明确出现了禁止卖良为娼和娶乐人为妻妾的规定。但元代以其法制不立著称,上述规定虽有,恐怕也是有口无心,其实际效力堪虞。如朱帘秀与关汉卿,以及与当时的官员士大夫胡紫山、卢挚等人的交往等。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中还多有乐伎嫁与官吏的记载。
  明初,上述禁止官吏娶乐人为妻妾的规定被正式纳入国家刑典《大明律》之中,分别从官员士大夫与妓女的交往和婚姻两方面予以严厉管制。例如,“太祖立富乐院……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刘辰:《国初事迹》)”。另外,明初在乐人的服色、行止以及教坊官员的品秩等方面对其大加贬抑,致使乐人地位极为低贱,乐籍制度处于“畸变期”。洪武、永乐两朝,都有大量政治罪犯被籍没而沦为乐户(见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二○○一年版,24页)。其结果,使得唐代以来的士妓婚恋至少在法制层面受到阻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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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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