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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


□ 柳冬妩

  我把张绍民书写留守孩子的诗歌称为“后乡土诗歌”,这个概念虽然由传统的“乡土诗歌”沿袭而来,但最重要的参照物却是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诗歌。作为优秀的“打工诗人”,张绍民不是城市诗人,也不是乡土诗人,他的诗歌属于命运交叉的城乡。在张绍民的诗歌里,乡村和都市的生活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构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乡村和城市的冲突,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的重要主题。传统的乡土是中国主体的社会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无视城市而自足地存在; 对乡土的想象和表达也如此,有鲜明和强大的自足性。但在今天,社会转型造成的城乡差别日益显著,尽管乡土依然辽阔,在量上占主体,但从功能和影响来看,它是生活在城市的阴影里的。城市远远地跑在前头,代表着整个中国的方向,此时的乡土是“向城市而生”,它的路标指向繁华、富足、现代的城市。在此情况下,当下的乡土是无法自足的,它面前矗立的是一尊巨大的城市雕像。它需要这个“他者”才能真实地言说出自己。这就是说,“后乡土诗歌”的河对岸站着的是城市的想象和表达。“后乡土诗歌”在当下,需要想象和表达的也是以城市为“他者”的一个乡土。它要表达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城市化为发展方向、被城市所诱惑和挤压的乡土现状。正因为当下的乡土书写与城市有着如此复杂暧昧的关系,因此,要想真实、客观地表述乡土,我以为,在扎根乡土事实和细节的前提下,需要有一定的城市眼光来介入,这样才可能有效地反思和表达,说出乡土的焦虑、困惑和前途,找出它的可能与不可能,发掘出它的如何和为什么。我理解中的“后乡土诗歌”,是扎根乡土,同时走在通往城市的半路上的,面对着斑驳复杂的乡土和城市的中间地带。张绍民的诗歌就是这样的“后乡土诗歌”。他写留守孩子,一定要写他们的父母“带着城市奔跑在饭碗漩涡里”: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居然成为/今天亲人之间的距离/打工父母一脚踢开村庄/踢得距离好痛/留守孩子留下父母的心留下泪水长大/打工游子带着城市奔跑在饭碗漩涡里/年迈父母放在故乡一放几年/儿女与父母不见面的距离用千里计算/也用远方来称呼/儿女居然成为父母的遥远/一家人之间的距离可能等于火车/也可能等于两座城市/还可能等于日月/过年能缩短亲人之间的远/但岁月的力气太小/拉不近亲人之间的近/钞票把人孤立/穷人的家常常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都硬了泪 ——《亲人之间的远》
  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富足,但是,却并不能等同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的进步。一种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霸权就建立在这上面,使一切人为的剥夺合理化,于是,作为弱势者,无论群体或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丧失便变得无可抵御:“穷人的家常常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都硬了泪”。毋庸置疑,我们的城市与农村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恰恰相反,在很多现实问题面前,它们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对于文学而言,任何随意割裂它们的做法都是极不明智的。“留守儿童”问题也是如此,“因”在城市,“果”在乡村:“她恐惧什么呢/少女在整个故乡已无亲人/家人都被城市借钱一样接走/留下的爷爷奶奶能被风吹倒晚年/只能靠自己/她害怕什么呢/她害怕影子那么黑/跟着她缠她/她把影子踢都踢不走/当影子瘦成一条黑蛇/她有被彻底咬一口的危险”(《留守的恐惧》)。正是现代性的都市动荡,使得乡村那些固定的东西——固定的价值观、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时空安排、固定的心理和经验、固定的社会关系——都烟消云散了。
  他们的父亲可能叫广州/也可能叫上海/他们的妈妈可能叫深圳/也可能叫北京/留下来的孩子/变得像老人一样又慢又静/童年唯一的玩具叫做孤独/父母把孤独扔给孩子/孤独被迫静静长大
  ——《留守儿童》
  妈妈被东莞的工厂借走/已借走四年/爸爸被深圳的工地借走/也借走了三四年/一借就不还/哪里有这样借东西的呀/何况借的我父母呢/懂事的琳琳/十二岁的光明/照亮爷爷奶奶/批发给爷爷奶奶微笑/用微笑暖和他们的晚年/书包里背着老师黑板上的阳光 ——《懂事》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增殖欲望借助商品的流通迅速向乡村蔓延,使得乡村呈现出空前的躁动。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城市的扩张、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主流意识形态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等更使乡下人看到了摆脱贫困的曙光,他们对财富的欲望被空前地激活,原有的乡村伦理和道德理念再也无法平抑乡土的躁动,植根于乡土文明的乡下人的主体性分崩离析。自身的贫困和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性的诱惑促使“爸爸妈妈”进城打工,向城求生。“他们离开了村庄/身体缺席/在村庄成了没有身体的人/在城市/他们的身体/也不属于自己/属于房租/属于汗水/属于老板/属于被别人使用例如包养/他们的身体属于城市使用的机器”(张绍民:《没有身体的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男耕女织、繁衍子孙是乡下人身体的超稳定功能。身体是乡下人最为原始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超稳定的时空结构中,乡下人身体具有封闭性和自足性。在乡土中国跨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身体的这种自然属性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其标志是身体的资本化、商品化、市场化。随之而来的是乡下人对身体交换价值的认识,进而促成了乡下人的流动。但乡下人身体的前现代性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发生质变,走向“现代”。乡下人的身体成为失重的身体。离开村庄的身体没有获得平等交换的权利。作为交换价值的身体是乡下人进城的全部资本。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力资本的初级形式,身体的附加值低下,在交换中处于劣势。“身体即房子,底层把身体都无偿租给了时代/租房的人生活在自己身上,房屋不属于他们/当他们的人体成了造汗机器/造出的汗水积累成大海/大海也换不回一个房子……/巨大的城市从一个个出租者身体上抽税一样抽走/大量梦,泪,汗,命/……身体也就成了废墟”(张绍民:《租房》)。一个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那些没有身体的人,他们只有把孩子送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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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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