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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简史


□ 姜学贞

中国话剧简史
姜学贞

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作为中国新文艺兴起的主要象征之一,话剧伴随着变革图新、自强独立的社会要求而被引入中国,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迂回曲折,成功地从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转化为具有现代性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戏剧样式。无论在艺术品格还是意识特色上,话剧都以其特有的艺术感染性自觉地承担了现实主义使命,与整个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从而谱就了中国话剧的总体格局,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
19世纪末,西方戏剧随着上海等沿海口岸的开埠而进入中国,上海的学生演剧就是通过教会学校、外侨剧团接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学习了戏曲艺人汪笑侬、潘月樵等在戏曲改良运动中创造的“时事新戏”形式,二者的结合孕育了中国话剧最早的萌芽。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在东京组织了春柳社,演出了中国人自编自演的第一出话剧《黑奴吁天录》;1908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了春阳社,继尝试演出《黑奴吁天录》之后,又编演了《迦茵小传》。这二者的演出都以对话为主要手段而与传统戏曲相区别,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发端的标志,时称“新剧”、“文明戏”。之后十年间,新剧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铺开,先后出现进化团、新剧同志会、南开新剧团等团体,演出反映时事动态和社会思潮的剧目,尤其在辛亥革命时期大受观众欢迎。这期间还涌现了一批戏剧刊物,展开理论探讨,从中透露出对政治与戏剧关系、对戏剧本体的理解和认识。1914年以后,随着辛亥革命遭受夭折,盛极一时的新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包围中、在庸俗化的商业戏剧道路上逐渐走向没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谓“易卜生主义”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对现代思想启蒙的需要,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受到推崇,知识界和进步的戏剧人士确立了中国话剧最为本初的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在反对旧戏曲和抵制文明戏商业化的过程中,汪优游、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提出“爱美的”(Amateur,即非职业的)的戏剧口号,业余演剧和业余剧团随之兴起,《一只马蜂》、《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优秀剧目诞生。其中新文学作家田汉、郭沫若等介入创作,确立了新兴话剧的文学生命基础。与此同时,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戏剧也被介绍到中国,出现多种流派广泛探索的局面,并在取材、思想倾向和艺术技巧等方面对《赵阎王》、《潘金莲》、《暗嫩》、《王昭君》、《湖上的悲剧》等作品产生重要影响。

1924年,洪深领导上海戏剧协社从剧本、舞台纪律、导表演等方面进行改革,并以改译演出《少奶奶的扇子》一剧的轰动性成功,初步确立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导、表演制度,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1928年,洪深倡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区别于融唱念做打为一体的传统戏曲,中国话剧从此定名。同时代还有田汉在上海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熊佛西在北京主持的“艺专戏剧系”等。至此,以新的戏剧文学、从事话剧工作的队伍和专门的戏剧教育为标志,话剧确立了在中国的身份。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
自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并提出“无产阶级戏剧”口号开始,中国现代话剧的总体发展向左翼戏剧运动倾斜,取代了此前多种戏剧思潮和流派并生共处、相互渗透的局面。此后,戏剧社团、学生演剧和工人演剧,组成了中国话剧运动中的主流。至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工人演剧发展为整个左翼剧运的重要力量,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斗争。
30年代中期,中国话剧从各个方面走向成熟:如以1933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旅行剧团为代表的职业演剧团体出现;曹禺、夏衍等优秀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显示了现实主义主流的成熟,即在审美精神、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等各个层面上融合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转化实现为民族独创性;大批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家相继出现,整体舞台艺术也呈现一定水准。其中尤以曹禺的《雷雨》、《日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为经典——对人性的剖析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相结合,话剧的形式元素与完整的戏剧表现方法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了话剧独有的艺术魅力,显示出话剧已经摆脱了对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写实主义戏剧的简单模仿,而作为一种自有艺术规律的新剧种,实现了在中国的独立生存。
从3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话剧运动同中国现实革命斗争的联系更为自觉和紧密,先后经历了左翼戏剧、国防戏剧、抗战戏剧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戏剧等阶段,其中包括国统区和“孤岛”、沦陷区的戏剧活动,苏区和工农红军、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活动。
抗战爆发后,在戏剧工作者的高度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推动下,话剧以轻骑兵的特色迅速传递时代信息,成为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具现实性和战斗性的艺术,开始了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七七事变”后不久,戏剧工作者在上海编演大型鼓动剧《保卫卢沟桥》,并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战,创造了许多短小而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傀儡剧等。《放下你的鞭子》、《乱钟》等抗日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1937年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并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分赴各战区,与各地演剧组织相结合,宣传演出遍及全国城乡。1938年10月在重庆举办了第一届戏剧节,1939年后,西南大后方国统区的话剧运动重心开始转入城市,演出剧场化,产生了《法西斯细菌》、《夜上海》、《雾重庆》、《屈原》、《天国春秋》、《北京人》、《风雪夜归人》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并有连续4年的重庆“雾季”公演、规模空前的桂林“西南剧展”等大型活动;在“孤岛”及沦陷后的上海,留守的进步话剧人于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奋斗,并闯出了一条职业化、商业化演剧的新路,为磨练、提高话剧的演剧艺术水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和大量部队文工团、宣传队也十分活跃,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话剧几乎占据了解放区大半个戏剧舞台。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现实主义进一步深化,历史剧兴盛,讽刺喜剧崛起,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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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话剧 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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