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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


□ 姜 涛

  [摘 要]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虽然已进入大学的课堂,但在特定的学科等级中,位置还相当边缘。出于对自身合法性的辩护,新文学争议最大的部分——新诗,往往成为课堂讲授的重点,它纷繁复杂的历史展开,也非常适合成为系统讲授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学院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潜在地塑造了新诗的历史想象,以“分期”为代表的线性叙述,成为后来新诗讨论的奠基性模式。当然,在知识化、经典化的同时,大学与文坛之间的张力,还是在沈从文、废名等人的新诗讲述中,留下鲜明的个人色彩。他们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对线性历史想象的闪避,为反思模式化的新诗史叙述,提供了有意味的参照。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大学课堂 讲授 新诗史
  [作者简介]姜 涛(1970-),男,天津市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97-08
  
  一、从“看不懂的新文艺”说起
  
  1937年6月13日,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238号上,梁实秋化名“絮如”,以一个中学教师的口气,发表了一封题为《看不懂的新文艺》的来信,指责“现在竟有一部分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做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在编者的后记中,胡适也对“絮如”的观点表示了支持。胡、梁二人的搭配出演,在当时的北平文坛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不仅有周作人、沈从文撰文为“看不懂的新文艺”辩护,就连“像老衲似的废名,激于义愤,亲找胡适,当面提出了强烈质问”。这场论争涉及的诸多问题,如现代诗学观念的演进、新诗阅读的困境、两代诗人的差异、乃至具体的文坛纠纷,后人已多有阐发。然而,在论争背后,似乎还有另一条线索较少被论及,那就是梁实秋对“中学教员”身份的冒用。从这一虚拟的身份出发,梁实秋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所谓“看不懂的新文艺”,已不仅是新文学内部的问题,它的恶劣影响已波及下一代人(中学生)正当文学趣味的养成。正是因为“教育”层面的忧虑,他的责难也有了更充分的根据。
  在新文学的发生与确立过程中,“教育”因素的介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教育部规定国文教材改用国语,还是国文课本里选人新文学作品,都不仅在传播的层面扩张了新文学的影响,还以一种制度的方式,确立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如果说针对“看不懂”的责难,无非是新诗批评中常弹的“老调”,那么梁实秋的发难方式——暗中调动“教育”的潜在权威,倒是颇具独创性。“新文艺”的辩护者们,如周作人、沈从文,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各自的回应。尤其是沈从文,他不仅激烈地反驳梁实秋的观点,还将中学教员与新文学的隔膜,归咎于培养“中学教员”的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的疏忽,最后呼吁大学打破惯例,开放课程,接纳“至少有两个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在文章中,沈从文还提到新文学的发展过快,致使一些老前辈已“渐渐疏忽隔膜”了,矛头所指耐人寻味。身为“老前辈”的胡适或许受了一点刺激,在编辑后记中也不忘反讽一下:“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
  沈从文的呼吁与胡适的反诘,在某种程度上已偏离了争论的主线,勾连出了另一重背景:在30年代,“新文学”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已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与此相关,为了满足现代教育“知识生产”的需要,新文学史的写作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热潮”。在这个背景下,“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一句,当然也是有所指向的:20年代末,沈从文正是因为胡适的推荐,才进入中国公学讲授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而他讲授的重点也是研究“价值”始终处于争议之中的新诗;在这一场论争中,曾经找胡适当面理论的废名,此前也刚刚在北大的课堂上,进行了他对新诗的著名讲授。对这些背景性因素的追溯,其实已使本文的中心话题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在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上,新诗作为“新文艺”的代表是如何进人、又是如何被讲述的。
  
  二、“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空间,也同时是一个知识的分类、筛选以及等级化的空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因而,“新文学”在30年代被“大学课堂”接纳为研究对象,似乎也象征着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最终得到了某种认可,成为“高级”知识的一部分。对于这种“接纳”的程度,后人也难免会作乐观的估计。但事实上,在30年代“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即使已成为大学国文系里一句颇为时兴的口号,新文学在课程设置中的实际位置,并不十分理想。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为例,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开设,始于杨振声担任系主任的时期(1928—1930),不仅有朱自清自己主讲新文学研究,系主任杨振声也曾于1928年演讲过《新文学的将来》,并于次年客座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文学”。然而,到了1933年,国文系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目标发生了显著改变。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虽仍保留在课表里,但重心已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一课,也是终止于这一年。以至几年以后,喜好新文艺的学生王瑶就抱怨:大学一览里所列的七八十门课程中,虽然只有“新文学研究”和“习作”两门涉及“近代文学”,但也只是空留其名,“也有好几年没开班了”。关于这一“变化”,相关的研究也只是交代了事实,而对于具体的过程则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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