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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粮食储备机制的思考与建议


□ 许永明

  地方储备粮是相对于中央储备粮而言的,它指的是省及以下市、县地方政府为防范区域粮食风险而储备的粮食。浙江省建立地方粮食储备制度已有十多年历史,2001年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后,作为全国第二缺粮大省,政府更加重视地方粮食储备。通过几年努力,规模几度扩大,区域粮食安全得到大幅提升。
  
   一、运作机制突破以县为独立单元的界限
  
  以县(市)为独立单元的粮食储备机制不是一条最优化的路子。县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行政单位。封建社会时期,每个县都有一定的粮食储存在“仓廪”中以备急需。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都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以县为界”就地解决困难相对可行和经济,是一种行之有效而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粮食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一种短缺的特殊商品,按照行政区划、以县为单位统计人口、计算需求、实施分配、维持平衡,不失为一种便利的管理办法。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扭转了粮食供不应求的困境,使全面放开粮食变得可能,实现了粮食购销的市场化。市场化条件下,经济运行不可能再按照行政区划来加以限定,粮食贸易必然要走大流通、大市场之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行资源的流通和配置。粮食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地方储备粮的运作机制,却可以突破以县为独立单元的界限。
  
  二、以县为单位的地方储备粮机制的弊端
  
  姑且不说以县为单位的地方储备粮机制带有太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与市场化进程不相一致,只要对其运行模式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一些明显的不足和弊端:
  一是调控能力弱。2003年4月,绍兴曾出现因“非典”引发的粮食抢购风波。粮店销量急剧上升,全市三家粮食批发市场2000多吨粮食两天内被抢购一空,粮食供应一度告急,绍兴市区个别粮店甚至发生断档脱销现象。危机出现后,粮食部门想从下辖邻县(市)调成品粮以消弭市区危机,但当时各县自危,谁也不肯把大米调出,通融的范围小到了极限。一个地区之内的调控尚且如此,就遑论跨越更大行政区划的调度了。
  二是成本高费用大。浙江全省共有几十个成建制县(市、区),与此相对应的以保管县(市、区)级储备粮为主要职责的粮食收储公司,也就有几十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十家公司就是几十家国有独资企业。企业中党、政、工、团,董事会、监事会一个都不能少。截止去年底,全省国有粮食收储公司共有近万名职工,虽然这些职工收入不高,但总量累计,依然不是个小数。
  三是品种结构倚重倚轻。由于以县为单位安排粮食储备,很难在全省范围内来通盘考虑储备品种,使得一些地方的储备粮品种十分单一。有的地区甚至只储备一个早籼稻品种,而没有符合当地居民食用习惯的粮食品种。所以要么不动储备粮,一动就不能考虑居民的口味了。
  四是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难相统一。各县(市)财政良莠不一,行政首长对粮食安全认识的到位与否,导致财政对储备粮的补贴方法五花八门。有“包死不包活”的——财政以吨保管费为单位,按实际储备数量下拨给粮食企业保管费用,这是“死”的一块。粮食轮换中产生的盈亏,也就是活的部分,则由财政包底。亏了由财政承担,赢了归财政收益;有“一脚踢盈亏不管”的——财政每年对粮食的补贴固定不变,保管费用、轮换中产生的盈亏概由粮食企业负责。企业讲究最大化的利润,后一种财政补贴办法,操作者必定选择“高抛低吸”,竭尽全力归避风险,减小亏损,获取利润。这样,一粜一籴间,实际上就可能与民争利,违背了粮食储备的初衷。
  五是进出轮换尤其是增加储备规模的时间太过划一集中,人为造成粮市行情起伏。现实的情况往往这样:增储时各地争相竞购,剧烈的程度可以使邻近数省粮价为之飙升;出库前因为提前公告,灵敏的粮市会未雨绸缪,粮商往往竞相抛售,人为压低粮食价格。
  
  三、“三个统筹”改进地方粮食储备机制
  
  中共浙江省委“八八战略”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这也就要求粮食经济工作要自觉摒弃计划经济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套路,在地方粮食储备上也逐步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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