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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元素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


□ 苏全有

  摘 要: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武装起义中,会党元素地位举足轻重,而学界对它却多有否定。其实;借助会党是现实斗争的选择,并非脱离群众军事冒险。孙中山及革命派对会党进行了改造,尽管也存在一些不足。1908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新军身上,不过会党在这一阶段仍然是革命中坚,该阶段应该视为新军+会党阶段。所谓“输入式”革命的观点,乃是对孙中山武装革命中的会党元素的疏忽。
  关键词:会党;孙中山;清末新军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2-0051-07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所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多以失败而告终。对此,学界往往将之归咎于会党元素。这种低估会党作用的观点,不符合客观历史。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孙中山武装革命中的会党元素为视点,阐明自己的观点,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客观现实驱动借助会党
  
  孙中山在清末的历次武装起义,初期主要依靠会党力量,对此学界多有批评之声。其中最集中的是认为这是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吴玉章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庄义青等在指出1907年黄冈起义与同时期的两广其他起义一样“是一次带有军事冒险性质的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也批评其“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上述观点内在的自然理路,归结起来就是批评孙中山不是像后来中国共产党那样广泛发动群众,而是单纯依靠、利用会党。这是典型的革命史范式制约下、以今人的立场而生成的认知,对历史情景缺乏基本的“了解之同情”。
  首先,广东等地的会党广泛存在,是天然的反清力量。广东会党自近代以来,就有反清传统,历来“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广东会党大量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和天地会红兵起义,使得会党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到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而且“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人会”。此外,广东会党反清策略较灵活,当清兵前来镇压的时候,他们“兵至则散,兵去复起”,使清兵望风扑影;当清兵尾随追击之时,他们“陆捕则人海,水捕则人山”,叫清兵无可奈何。因此,这样人数众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广东会党,具有吸引革命派与之联络的巨大力量。孙中山曾指出,“方今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他之所以选择广东为革命突破口,就与会党有相当之关联,正如其所道:惠潮嘉三府(广东之惠州、潮州、嘉应州三州),“其人民十居八九已人反清复明之会,其人亦最强悍,官府不敢追究之”,“一月之内可集山林骠悍之徒三四十万”,“弟意此地亦可作起点之区”。
  事实也正是如此,孙中山较早结识的革命分子中,会党人士占有相当的比重。如郑士良就是三合会头目。1893年冬,孙中山与郑士良、尤列、陆皓东等人在广州共商组织革命团体,并以“驱除靴虏恢复华夏为宗旨”联络会党。此间,孙中山除与郑士良、尤列有交往外,还结识了程奎光、朱贵全、谢唓泰、杨衢云等重要会党分子。其后,到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加盟者不过十余人,多属洪门人士,如何宽、李昌、邓萌南等均属之”。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在100多名会员中,有案可查的49人,除7人身份不明外,剩下的42人,会党分子占14人,达30%。“马超俊曾说:‘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罗香林说:‘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革命党与洪门的关系于此可见。”庄政也曾说:“如果说华侨为革命之母,那末,若谓洪门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饰之词,至少这种推论可用于革命发韧时期。”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孙中山借助会党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孙中山革命之初,“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入耳”。他说:“鄙人往年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晋绅为易人,故余先从联合会党人手。”正如庄政所说:“国父创始国民革命,即以运动会党作起点的,审度当时的环境,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日人横山宏章也认为,孙中山没有独自的军事实力,在起义问题上不得不将主要的目标放在动员提倡“反清复明”的政治结社洪门系统的会党方面。
  孙中山将具有革命思想的国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被官吏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是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是具有崇高理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为什么孙中山总是依靠后二类人,而对“人数最多”的第一类人——农民却熟视无睹呢?答案在于这一类人既缺少现成的组织可供利用,又难以在他们当中进行活动。看来孙中山对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革命潜力是有所认识的,但革命的紧迫感使他不得不避难就易,先从那些最能给清政府构成威胁的环节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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