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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新世纪“红色叙事”小说的精神走向


□ 朱献贞

  ●朱献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入了一个新的文化自觉的时代。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和国民“大国崛起”意识的觉醒.中国文化自觉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这一意识也直接显现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中国文学已不再偏执于或西方文化或传统文化的两极分裂中.开始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审视所属的文化传统和脚下的中国生活,力求以温性的姿态重新想象和建构我们的文化理想。

  而曾经以追求革命性阶级性为目标的、充满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也同样受到这股文化自觉意识影响,在新世纪之初开始表现出与以往红色叙事文学的不一样的文化精神。虽然九十年代红色叙事文学已有转变的萌动,但真正集体涌现出来还是近几年的事。新世纪的这十年,它们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叙事不可忽视的一支文学“新军”。《亮剑》(都梁)、《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徐贵祥)、《援军》(赵琪)、《擎天楼》(聂鑫森)、《白雪》(阎欣宁)、《妹妹》(金永生)、《解密》《暗算》(麦家)、《官司》(杨金远,小说后被改编为电影《集结号》)、《投降》(凡一平)、《最后一个士兵》(石钟山)、《潜伏》(龙一)、《狼毒花》(权延赤)、《突围》(丁朗)等等,虽然也是描写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战争,都可以称之为“红色叙事”小说,但是它们的精神特征却较此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彰显了当代文学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自觉。  一、英雄本色是草莽

  革命战争题材的红色叙事,曾经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垄断并受其支配的一个重要文学领域。主流文化通过对红色历史的叙述,塑造符合自身价值观念的英雄人物,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并从而为当下的政权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佐证。因此.它更带有严肃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指向性。因此,无论叙事的题材还是人物,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极少展示有损主流价值观念的负面信息,甚至为了突出意识形态性不惜对人物和历史进行改写.乃至于最终产出了“三突出”这样的创作怪胎。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更好的张扬主流意识形态,反而让人们感到人物和题材的虚假.因为他们都是“神”或卡里斯玛式的英雄。

  但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新型文化诉求的转变和红色叙事的自由度的加大,红色叙事文学.开始以真诚和真实的口吻来叙述曾经的故事和塑造可信的人物,以更为复杂的笔调来刻画人物命运、剖析革命文化的复调色彩,以求以更加真实可信的面貌,拉近人们与历史的距离。在新世纪十年红色叙事中,这种新变最大表现就是.人物塑造更加符合历史真实,具有较强的草根性。

  在近些年的红色叙事小说中,读者明显感觉到曾经熟悉的革命英雄不再十全十美,而是更多的带有来自他所属的历史时期的真实性格。《亮剑》中的李云龙是一个直爽的带有小农狡猾思想的现实主义者,为了救妻子包围日军所占领的县城:为了替警卫员报仇,将已经投诚的土匪全部斩首:将日军战俘全部枪毙;为了追求田雨,在医院里耍脾气等等,都让人感到他身上的匪气。为了战利品,不惜与兄弟部队耍滑头.与科班出身的军人楚云飞的交往中.处处表现了作为小农出身的李云龙的可爱与狡黠。《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的形象露面也不太光彩:订了亲的小媳妇儿因为厌恶他不愿意嫁给他而上吊自杀。逃脱日军追杀后,在八路军的营地里蹭了几碗萝卜炖肉白米干饭,吃饱后又看不起游击队的破枪,老是算计要到国民党军队去“混个团长司令于干”。即便最后留在游击队里,动机既不是为了抗日,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因为门口出现了年轻漂亮的女八路——东方闻音。梁大牙参加革命之前无疑是个草莽英雄,参加革命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还是一个草莽英雄。一方面,他在战斗中屡屡得手,另一方面又经常暴露出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小农意识、刚愎自用等等毛病。在他的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军人的许多突出的优点和缺点。《狼毒花》中的常发也是梁大牙、李云龙式的草莽人物,无论处理革命问题还是感情问题,总是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的莽撞和粗野,尤其在处理政治、刑事嫌疑犯问题和对待夏雨与孙大宝的感情纠葛上.都带有土匪气和蛮张飞的粗鲁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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