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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汪曾祺一生的痛


□ 陆建华

  1988年10月17日,汪曾祺给我写来一封含有很多信息的长信。他在这封信中先谈到对高邮要开他的作品研讨会的看法,认为“花钱费事,意思不大”。与此同时,他则介绍了《北京文学》将和台湾的《联合文学》12月同时出一个汪曾祺作品专辑的事情;他向我解释了不能将刚在台湾出版的《茱萸集》赠送给我的原因,同时预告他将很快把刚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寄三本给我。在提到其中一本是送给我的女儿陆菁菁时,他甚至还饶有兴致地提出批评说:“你给女儿起的这个名字不好,一定有很多人念成‘青青’。”他还说到《人民日报》在江苏举办一个笔会,“文夫、晓声嘱咐一定拉我去”,而恰恰就在这期间,因为有一个在京举行的美孚公司飞马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他是评委必须参加,失去了一次“到江苏吃螃蟹”的机会,很可惜……

  汪曾祺就这样像与我拉家常一样信笔写来,轻松随意,如秋日晴空的片片白云缓缓地飘浮着,自如得很;不知怎的,他写着写着忽然想起高邮老家久悬不决的住房问题了,顿时如同夏天的雷阵雨,说来就来,汪曾祺的情绪立马变得糟糕起来。他写道:“我家的房子不知为什么总不给解决。金家渝很久没有给我来信,我也懒得过问。原来朱延庆对此事还比较热心,他现在恐怕自顾不暇了……”

  汪曾祺家原来的房子是很大的。他在《我的家》这篇散文的开始就这样写道:

  我们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我家的大门开在科甲巷(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其实这巷里除了我的曾祖父中过一名举人,我的祖父中过拔贡外.没有别的人家有过功名),而在西边的竺家巷有一个后门,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子之间。临街是铺面。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我们家在这些店铺的后面,占地多少平米我不知道,但总是不小的,住起来是相当宽敞的。

  高邮老家的住房究竟有多少间、占地多少平米,汪曾祺不知道;但有个叫夏涛的文学青年知道。这个有心人曾花上不少时间,走访了不少知情者和有关单位,终于把汪曾祺老家的原来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他在《漫谈汪曾祺和他的故居》一文中这样介绍道:

  (汪曾祺的家)应该是现在(高邮城)的人民路南、傅公桥路西、傅珠路北、竺家巷东整个一方块上的部分房地产……据后来的《汪氏祖房调查报告>,高邮城在汪曾祺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名下的房产总数为26处,215间,计3337 85平方.其中仅科甲巷(今傅公桥路西)一处,即汪曾祺出生的祖产房(就有)24.5间,面积有367.5平方……

  1949年1月,高邮城解放,原本很大、很宽敞、旧式院落的厅堂、花园一应俱全的汪家大院就由政府代管。此后,汪家后代或因流落外地,或因下放,等到他们回城时已是居无定所。直到1979年,汪曾祺的胞弟汪海珊、妹妹汪丽纹和他的丈夫金家渝一起从乡下调回高邮,他们跑了几十趟高邮县政府信访局,好不容易才要回四间偏房,在竺家巷开了两道门,又在旧房上加了小阁楼,外分内连,兄妹两家方才有了安身之处,各居两间至今。

  汪曾祺的弟妹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太小、太困窘了。自从门外被有关领导指示钉上一块写有“汪曾祺故居”的标牌后,海内外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们都是为感受汪曾祺故居的墨香和神韵而来。参观后,目睹汪曾祺弟妹们蜗居的现状,又无不感慨万千地惆怅离去。2008年秋,王安忆专程到高邮寻找汪曾祺的足迹,后来她在散文《去汪老家串门》中这样写道:“门开了……门内拥簇着沙发,茶几,书柜,矮橱,一对夫妇,年在七十上下,原来是汪老的妹妹和妹婿。汪家当年的宅院.历经动荡变迁,如今只余下这前后套的两间。背着一小块天井,天井里颇为奇迹地贴墙筑一道窄梯,梯顶上搭一间阁楼,悬着,住汪老的一位兄弟。汪家人戏称是《皮凤三楦房子》-汪曾棋的小说名。所以,这里不仅是汪曾祺故居,也是今居。”与王安忆以“奇迹”这样的反语感慨汪家人今天的困难居住条件不同,铁凝则是泪不能禁。2010年5月17日,她抓住在扬州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的机会,忙里抽空到高邮参观了汪曾祺的故居。当地一位作家事后写了一篇散文记述铁凝的这次高邮之行:“铁凝在扬来邮前就明确表明,到高邮一定要到汪曾祺故居去。高邮人知道,位于竺家巷的故居实在狭窄得有些寒碜,与我们守望并打造的文明精致的城市难以匹配……铁凝到汪老的‘老家’串门,只是一种思念,一种对敬重汪老感受的延续。这几间原先是故居的偏房容不下七八位名人,不少人只好站在屋外……就要道别了,突然,她眼含泪花,用手擦泪。金家渝立即叫丽纹拿面巾纸给她擦泪。我们一下子被她感染得有点激动,毕飞宇拍拍铁凝的左肩,像是劝慰一位姐姐不要难过……”

  改革开放以后,汪曾祺曾三次回乡,每一次都受到地方政府领导的款待。据多次参与接待的陈其昌回忆,每一次,汪曾祺几乎都向地方领导委婉地提出解决住房问题。他先是口头说,后来正式打报告。他当然不是、也从来没有要求把往昔占地几千平方的汪家大院全部归还,他只是希望归还部分尚存的、甚至是闲置着的、并且有契约写明属于他和堂兄汪曾炜共同承继的房产,也就是几间房子罢了。汪曾祺目的有二,一是改善生活在高邮的弟妹们太困窘的居住条件,二是他自己回家时有地方住。既可得以与同胞骨肉一起享受亲情,同时自己也有一个宜人的写作环境。可惜,这个并不算过分、更不是奢侈的请求,直到汪曾祺去世也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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