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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中国,回归农民


□ 何慧丽


温铁军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对农村经济研究的本土化做了突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可归结为:回归中国,回归农民。
每一种社会形式,都决定于它的主要矛盾及其所规定的本质。百年中国社会运动的特殊矛盾性,主要是两方面之间的矛盾性:一是日益加剧的人地关系紧张这一国情压力,二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发展的宏观环境制约。这种矛盾性所规定的百年中国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作者多次强调:人多地少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环境变迁”,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源。纵看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其本质是反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亦即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经济提取积累的问题。具体而言,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从现象上看是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但本质上,则反映了高利贷和工商业资本与农民之间的主要矛盾,反映了汲取工商业资本的“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高利贷剥夺农民导致农村衰败、农民破产、社会动荡的问题。再看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中央政府主办的国家工业化要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所有在农村发生的从合作社、集体化到村社集体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变迁,只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宏观环境制约的结果。集体化制度本来就不是为农村经济发展而设计的,因而又成为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徘徊的障碍。改革开放之后,矛盾的实质,从内部看是人地关系的更加恶化。从外部看,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继续从农业提取剩余的老问题,一方面是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更为严峻。这些,又成为当前农民难以从总体上大幅增收的根本制约。
总之,中国人多地少的“内生性变量”和不得不追求工业化的“宏观环境”的制约,这一对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式”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状况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一点。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让局外人费解的“中国特色”的、变动中的现实太多了,农村的现象和现实问题有着“极为繁难而且不断翻新的特性”(274页),但在理论研究和借鉴上很少有什么现成的概念可以概括和解释。如果不从实际的现象出发提炼出一些概念,而直接套用外来的概念去做中国的农村研究,就会由于地基不牢而使研究凌空蹈虚。
作者试着在实验调查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概念。如“小农村社经济”。所谓“小农村社经济”,是一种以农村血地缘为边界的、内部化的“两级构造”(村集体和农户)、“两权分离”(村集体共有,使用权归农户)的土地产权关系。这是一种对内不排他而对外排他的产权关系。之所以对内不排他而对外排他,是因为村集体作为法律上的土地所有者,客观上以通过集体对村社内部人口分配土地的方式来承担对村集体每个成员的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与近代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基层经济主体不同,他们只有完全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并无村社内部共有制经济。因此,无论从现实出发还是从法律角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农村社经济都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类型,因而也是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农村立论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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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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