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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中国,回归农民


□ 何慧丽


温铁军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对农村经济研究的本土化做了突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可归结为:回归中国,回归农民。
每一种社会形式,都决定于它的主要矛盾及其所规定的本质。百年中国社会运动的特殊矛盾性,主要是两方面之间的矛盾性:一是日益加剧的人地关系紧张这一国情压力,二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发展的宏观环境制约。这种矛盾性所规定的百年中国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作者多次强调:人多地少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环境变迁”,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源。纵看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其本质是反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亦即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经济提取积累的问题。具体而言,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从现象上看是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但本质上,则反映了高利贷和工商业资本与农民之间的主要矛盾,反映了汲取工商业资本的“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高利贷剥夺农民导致农村衰败、农民破产、社会动荡的问题。再看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中央政府主办的国家工业化要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所有在农村发生的从合作社、集体化到村社集体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变迁,只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宏观环境制约的结果。集体化制度本来就不是为农村经济发展而设计的,因而又成为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徘徊的障碍。改革开放之后,矛盾的实质,从内部看是人地关系的更加恶化。从外部看,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继续从农业提取剩余的老问题,一方面是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更为严峻。这些,又成为当前农民难以从总体上大幅增收的根本制约。
总之,中国人多地少的“内生性变量”和不得不追求工业化的“宏观环境”的制约,这一对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式”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状况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一点。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让局外人费解的“中国特色”的、变动中的现实太多了,农村的现象和现实问题有着“极为繁难而且不断翻新的特性”(274页),但在理论研究和借鉴上很少有什么现成的概念可以概括和解释。如果不从实际的现象出发提炼出一些概念,而直接套用外来的概念去做中国的农村研究,就会由于地基不牢而使研究凌空蹈虚。
作者试着在实验调查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概念。如“小农村社经济”。所谓“小农村社经济”,是一种以农村血地缘为边界的、内部化的“两级构造”(村集体和农户)、“两权分离”(村集体共有,使用权归农户)的土地产权关系。这是一种对内不排他而对外排他的产权关系。之所以对内不排他而对外排他,是因为村集体作为法律上的土地所有者,客观上以通过集体对村社内部人口分配土地的方式来承担对村集体每个成员的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与近代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基层经济主体不同,他们只有完全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并无村社内部共有制经济。因此,无论从现实出发还是从法律角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农村社经济都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类型,因而也是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农村立论的基础。
紧接着,作者提出了“三农”的概念,并认为“三农”的提出解决了中国农经理论立论的对象问题。他用一些数据来描述农村问题是多么地有“中国特色”:“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统计,我国农地产出商品化率大于30%的农户仅占15%,有50%的农户商品化率为零;其他35%的农户介于二者之间。也就是说,85%的农户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改革开放了十余年,中国农村中仍有85%的农户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农地产出的商品化水平之低,可见农地对农民主要体现的是社会保障功能,绝大部分的农民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村,而有限的土地则主要种用于生活保障的粮食,无论在土地上进行什么样的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都难以有成效。所以,“中国农经理论界面对的问题,应该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其研究对象与在西方作为微观经济科学的‘农业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有根本差异”。
以中国自身特殊的主要矛盾为分析前提,在生发于中国本土现实的概念的基础上,作者阐发了大量的解读“中国”农村基本制度的命题和观点。这里仅举出若干。
对于发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包干”,作者认为:大包干的实质是“均分制+定额租”,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政府向村社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所有权上的让步,换得的是农村集体自我管理和农民必须的自我保障。”人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土地本来应该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村最主要的财产”的观点,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大包干实现的既是农民作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也是财产的创造者与所有者的直接结合,这是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但是,这种看似“真理”的认识,其实并没有抓住“大包干”这一事物的更本质的方面。换句话说,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不仅是农村最基本的财产关系,也由于是社会保障这种公共品开支的来源而成为农村最基本的政治关系。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政府不完全承担对九亿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责;再加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压力,土地不可能主要体现生产资料的功能,而是主要体现农民的“福利”功能,成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最主要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如果不能通过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把土地上超载的农村人口大幅减少,这种两权分离的残缺产权就是可行的、合理的、长期的制度安排。”所以,在分配土地时就得考虑公平和效率兼顾而推行“大包干”,而不是推行只顾效率的土地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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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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