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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负还是自信


□ 许渊冲

自信,否则没人信你。
——居里夫人
《文汇报》2004年8月8日发表了一篇韩石山先生写的《许渊冲的自负》,对我做了评介。回想五十年前,我从欧洲回国,在北京两所外国语学院教英文和法文的时候,组织上给我的评语是“狂妄自大”。现在说我自负,可以说是批评已经降温了。但我到底是自大,自负,还是自信呢?这得从头说起。五十年代在“反右”运动中我提了三条意见:一说毛泽东思想是应该发展的;二说斯大林肃反杀害好人太多,过大于功;三说“共产主义”翻译错了,原文没有“产”字,这是日本人翻译的,就像把“中国”译成“支那”一样,带有贬义;《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不如改为“魔影”,“徘徊”应该改成“经常出现”,因为欧洲各国不会害怕徘徊不前的幽灵。当时的领导认为我提的意见是学术问题,只说我是“狂妄自大”,没有把我打成右派。但是现在看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提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发展,要与时俱进;斯大林在前苏联已经受到批判;关于共产主义的翻译问题,我九月初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召开的梁宗岱纪念会上(《文汇读书周报》记者在座)再度提出,并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狂妄自大,而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信。
现在韩先生又说我自负。他的根据是:我的“几本译书”“不能说是外文界的诺贝尔”。“几本译书”要看译的是什么书?如果是译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经典《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西厢记》等传世名著,而且是译成英法两种韵文,能不能算外文界的诺贝尔呢?《中华英才》2001年第13期题为《许渊冲不做惟一做第一》的文章中说:“美国学者说他译的《楚辞》是英美文学的高峰,英国出版界人士说他译的《西厢记》可以与莎士比亚的杰作比美。”记得报上说过:顾毓琇1972年荣获兰姆金质奖章,等于电工界的诺贝尔奖;王浩1983年荣获“数学定理机械证明里程碑奖”,等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么,使中国文学转化为“英美文学高峰”,能不能算外文界的诺贝尔奖呢?在我看来,诺贝尔奖也不过是里程碑或高峰而已。
其次,韩先生说我的自负“有时到了刻薄的程度”,因为我把译界已有定评的赵萝蕤译的《荒原》说成是译词而没有译意。这就要看事实了。我在《诗书人生》中举了例,《荒原》第一句说四月是残忍的,赵译却不能使读者看出四月为什么残忍,这不是译词没译意吗?指出有“定评”的译文有问题,能够算是“自负到了刻薄的程度”吗?韩文谈到赵瑞蕻译的《红与黑》时说:“赵译作‘我喜欢树阴’,许译作‘大树底下好乘凉’;市长夫人死了,赵译作‘去世’,许译作‘魂归离恨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两种风格的不同。”这是两种风格的不同吗?原文要表现市长的高傲,所以说市长这棵“大树底下好乘凉”。“我喜欢树阴”有什么高傲可言呢?所以赵译也是译词而没有译意。原文说市长夫人含恨而死,正是“魂归离恨天”的意思,而“去世”却是正常死亡,并没有传达原文的感情。如果说有没有传情达意只是风格的不同,那就是分不清对错是非和主观的好恶。对不起,我倒真要刻薄一句,说这简直是不知“风格”为何物了!韩先生还说:“看了许先生的翻译只会纳闷:法国也有这样的俗语吗?”外国没有的俗语就不能译成中国的俗语吗?那么,外国没有姓莎姓罗姓朱的,莎士比亚(莎翁),罗米欧和朱丽叶(罗朱悲剧)是不是都该改姓换名呢?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首相访华,报上的译名是“阿特里”,首相知道后不高兴;当时的翻译朱启平立刻改译为“艾德礼”,首相才满意了。’韩先生是不是又该纳闷呢?
为什么《红与黑》的问题要旧事重提?自从1995年《文汇读书周报》对“魂归离恨天”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以来,又有人在香港翻译研讨会上罗列了我的五大罪状:1.“魂归离恨天”是从《红楼梦》中偷来的;2.我用四宇词组是“文坛遗少”;3.我自得其乐是“王婆卖瓜”;4.我强词夺理是“恶霸作风”;5.我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我的答复是:第一,《西厢记》第一折《惊艳》中就有“休猜做了离恨天”,难道《红楼梦》也是偷了《西厢记》?第二,“文坛遗少”不也是四宇词组吗?第三,“王婆卖瓜”要看瓜甜不甜,如果瓜甜就不是自吹自擂。第四,我说错误百出的译者不能授予终身翻译成就奖,这能算“恶霸作风”吗?第五,如果我是“乱译”,那我译的书怎能受到国内外的欢迎?从“千古罪人”到“自负的人”,我看,批评已经从“王婆骂街”变成冷嘲热讽了。
为什么说是冷嘲热讽呢?韩先生说我用俗语翻译使他纳闷,和香港有人反对四字词组,不是一个冷嘲,一个热讽吗?韩讽刺我是阿Q似的“愉快地生活着”,和香港不许我自得其乐,不是一支暗箭,一支明枪吗?“阿Q”没说出来、,“恶霸作风”却摆在桌面上,这又是一阴一阳了。此外,请看韩,先生的原文吧:“许四岁认字,识字300(另一处许说自己三岁认字),”这不是说我自相矛盾,就是自抬身价,自吹比杨振宁小一岁就认字了。其实一年认300字并不矛盾,那言下之意就是我在增加自负的资本了。还有一处:“两人在一个教室上过课。许只是说大一,似乎两个学期;杨说只有一个学期。”仿佛是说我在虚报情况,夸大我和杨振宁同班的时间。他却不知道我在《追忆逝水年华》50页上早就说过:“叶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大一英文》,第二学期我们这个组解散,学生分到其他各组去。杨振宁分到陈福田教授那组,我分到钱钟书教授这组。”这些事情很小,但是可以看得出韩先生的用心。只有自己喜欢弄虚作假,夸大其辞的人,才会怀疑别人也在夸大其辞。恐怕我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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