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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的中国想象:全球文化\动画形式与文化政治


□ 陈林侠

  摘 要:西方文化在跨越文化区域向全球传播时,消解他文化的同时又缺乏自身监督,在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文化疆域上,张扬了肉身欲望、感官刺激与漂浮不定的情感消费,在充满文化异质的同时,更多呈现出负面价值。美国电影以动画看似纯粹娱乐的艺术形式,讲述缺乏理性、道德监督下发现自我的故事,个人主义被推崇到至高的地位,但实质上仍然是在简单、夸张等形式要求的遮蔽下的文化竞争,将他种文化施以改变、重写,进而在根本上偷换了文化概念。西方文化递升为全球文化时需要自我标记,囊括共同人性的同时,更需要“异类”文化的比照,这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美国电影中的变形、陌生与扭曲,带有较强的政治意味。因此,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不仅存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尤其值得重视。
  关键词:全球文化;美国电影;动画片;中国想象
  中图分类号:J905.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6-0172-07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电影对中国的表现越发频繁。如果说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元素只不过是片段、零星地夹杂在电影中,代指一种刻板僵化的东方经验、对应西方文化的自我优越感、实现西方文化的自我评估的话,那么,1990年代后的中国元素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功能与地位有所变化,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1、2)正式标志着美国动画瞄准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此后,2008年《功夫熊猫》借助“北京奥运”的概念,席卷全球,2009年美中日合作的《阿童木》出现了在废弃机器人中维护环保的“中国小组”,《飞屋环游记》中可爱的小胖子罗素,也引发是否是中国小孩的热烈猜想,就连《2012》描写世界灾难末日的大制作中,中国也作为一股重要的正面力量而出现。美国电影如此密集地出现中国元素,对中国的想象再次引起人们普遍关注。
  毋庸置疑,这种国家想象与全球政治关联是经济全球化所致。在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国际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全球文化也时隐时现,早已成为热门的理论话题。伴随媒介的全球化,美国电影以强大的经济、科技与营销渠道把全球化文化市场整合进来,而且以丰富的文化竞争策略,占据全球文化的主导地位。美国电影对中国形象及其文化的表达,实质上是在动画这一看似纯粹娱乐的艺术形式中,以竞争的姿态将他种文化施以改变、重写,进而替换文化概念,达到同化意识形态的目的。因此,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不仅存在着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尤其值得重视。
  
  个人主义:从现代性生产到后现代的消费
  
  毫无疑问,当下电影无论是美国片还是华语片,无论是商业大片还是小制作的文艺电影,个人主义已然成为一种渗透到现实生活中,被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并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民主、自由、平等西方的政治议题。对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杨恒达这样认为:“现代性是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各个领域在三种主要精神力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秩序和传统为其主要特征的。这三种主要精神力量就是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新教伦理,其中最具奠基性的是个人主义。”(注:杨恒达:《呼唤现代意识》,余虹主编《问题》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此三者彼此呼应、互相映照,由此构成了西方的现代意识。如果说个人主义使个体挣脱封建等级制的钳制,确立了社会关系的平等与自由;理性主义则在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前提下,促使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呈几何倍数的递增,更实现了个体权利与义务的自我反思;宗教背景下的新教伦理给世俗的现代性追求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赋予了社会发展、物质财富、社会地位等等日常生活的形上之维,解决了个体在物质繁盛时的精神迷惘。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个人主义显然有着复杂的文化因素。
  然而当美国电影讲叙中国故事时,这种富有立体结构的个体主义仅仅剩下了一堆虚浮的文化符号,在缺乏理性原则与宗教伦理的双重掣肘下,走上了一条自我放任的感性之途。如迪斯尼进军中国的《花木兰》(1)就是在个人主义的改写中,东方民族特有的伦理情感,转换成西方的自我发现,“代父从军”演变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故事;随后的《花木兰》(2)则极力强调感性主义,三位公主为了国家命运,遵照父命而出嫁他国异域,表现出对男权、父权、皇权的无条件依从,与此同时,花木兰对这种人生安排产生的质疑,也建立在感性主义上,“凭感觉”一再成为她的行为逻辑。自由、民主的西方命题虽然颠覆了传统的专制,突显的却是缺乏西方理性逻辑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已然变调,它总与个性张扬、率性而为、放纵感性等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这是好莱坞电影对西方文化进行断章取义的传播,那么《功夫熊猫》的西方文化,则在情节转折处直接替换了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承担起重要的叙事功能。当笨拙的熊猫难以承担拯救和平谷的命运时,空白的神龙手卷、无字的祖传配方让它瞬间顿悟:只要相信自己,任何事情都能做到。在这种信念支持下,熊猫打败了武功高强的泰狼。这里,“空”、“无”等概念彰显“无中生有”的文化想象,在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哲学命题,直指最具民族特征的道家文化;然而,美国动画片按照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将之替换为相信自我的西方话语,文化立场的改变不言而喻。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制约(自我反思的理性意识、与宗教信仰相关的道德律令),在东方故事的演绎中完全消失,在物质繁盛、注重消费的语境下很快质变成一种感官刺激、自我放纵与情感宣泄,当下主体性的建构与阐释摆脱不了欲望释放的俗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内电影的制作。2009年华语大片《花木兰》(赵薇主演)就把迪斯尼动画片所宣扬的个人主义进一步娱乐化,男女爱情构成了影片的核心价值。从原本的“替父从军”到“自我意识”的苏醒,再到“寻找恋人”的爱情消费,花木兰故事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将个人主义压缩到爱情消费的做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改编自《聊斋志异》的华语大片《画皮》,同样是在古典文本中生发出一个爱情纠葛的现代故事,舍弃了原来的恐怖效果而打造浪漫的情感消费。比较起来,美国电影注重讲述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故事,个人主义被推崇到至高的地位,国内电影却进一步地拆解个人主义的创造性与生产性。情感娱乐、消费成为个人主义的后现代演变,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以“个人主义”作为表征的西方文化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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